相反，从2005年开始的人民币升值反映了北京的想法，即维持被严重低估的汇率太久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这种情况从2005年到2007年发生在不少波斯湾产油富国身上，这些国家把汇率维持在完全不顾现实的低水平上，招致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到40%。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年平均通胀率5%就 已经高得不得了了，而人民币升值最快的那几年刚好是通胀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汇率政策转而偏向逐渐升值的第二层考虑是认为，太过廉价的汇率过分偏袒极廉价商 品的制造商，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利润空间都非常低。
虽然这些产业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但它们不能为中国的技术升级作出多少贡献。经济决策者相信，汇率 逐步升值将最终迫使中国制造业走向价值链的高端，从而制造更技术先进、利润更丰厚的产品。
该战略似乎已经初具成果：中国正迅速占领全球高端产品的市场份 额，例如发电设备和电讯网络开关。与此同时，它开始将低端产品市场份额如成衣和玩具拱手让给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孟加拉国。
总 而言之，中国的汇率政策主要是受增强该国出口竞争力这个目标驱动。但是其他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是希望维护国内和地区宏观经济形势稳定、尽量消除通 货膨胀压力、强制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站在中国决策者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目标说明汇率调整必须谨小慎微，而不是放任无法预测的市场力量去左右。
尽管经济学 家可能认为灵活的汇率更有助于保持经济长期稳定，但中国官员尽可以展示他们奉行的政策所达到的完美效果记录：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维持在年均约10%的GDP增长率，通胀水平面保持在5%以下，每年出口增长幅度在20%以上，而且中国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在不断提升。
除非某种危机使他们（中国官员）确信经济政策需要作重大调整，否则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们基本上还是会坚持当前的政策。
国际上要求加速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太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实力向中国施加足够强大的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能够强制德国与日本的货币升值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倚仗于美国。（更重要的是，1971年美国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能够通过单方面让美元贬值达到同样的效果。）日本相对美国的附庸地位迫使它在1985年 的《广场协议》中让步，导致日元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升值一倍。
中国在地缘上是独立的大国，完全没有必要向美国低头让人民币升值，更不用说欧洲以及其他像 巴西那样的国家了。唯一可行的威吓就是，人民币不升值的话，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最终使全世界关上向中国进口的大门。不过截止目前这种威吓也很无 力：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衰退到现在已经爆发三年了，美国和欧洲一直没有落实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其他因素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外部压力面前不放弃汇率的决心。一个就是日本在《广场协议》之后的惨痛教训。在中国普遍认可的观点是，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的急剧升值是导致后来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关键导火索。1990年之后泡沫破裂，让这个昔日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经济体一下子陷入了长达20年的经济萧条。
中国官员毅然决然地表示他们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这番决心到了2008年 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更加坚定，当时中国彻底驳斥了这种观点，即几乎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以及资本、汇率的自由活动是管理现代经济的最好方法，中国领导早就对此 观点持严重怀疑的态度了。
中国经济在危机发生后快速复苏并强劲增长被认为是对中国采取管理汇率、控制资本流动、严格管束市场战略的最好辩护。
人民币的国际化
尽管对于汇率等经济政策的优点比较自信，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对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导致的一个问题感到头疼：堆积如山的外汇储备，其中多数是收益率极低的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长期和短期国债。曾几何时，吸纳外汇储备被当作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