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渠道之外，智库也会举办各类研讨会、培训班把政府要员邀请其中，试图“自下而上”对政府施加影响。2000年9月，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召开学术研讨会，讨论题目是“超越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定位：应对反介入挑战”。当时，美国政、军、商、学各界精英悉数到场。正是在这场会议上，该中心主任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1992年提出的“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得以进入白宫决策文件。

开启“旋转门”

“软实力”、“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风靡全球的战略话语都发轫于西方智库。反观中国智库，大多跟着西方话语体系走，很难进行学术争锋和对话，更谈不上引领国际议题。

“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国研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会中说，最初是不定期地召集人员到中南海讨论研究，最后才逐步建立起研究机构。

“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正突飞猛进。”金灿荣说，“各国的智库建设中，中国算是比较好的，跟美国的距离算是比较小，中国智库的整体能力排在全球第二，比印度、俄罗斯都强。”

中国智库也初具美式“旋转门”的特征。2010年6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在一篇题为《中国新智库：官员、企业家与学者互动之地》的文章中提及，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向智库提供资助，不少“海归”学者也意识到：智库是一个理想的机构跳板，有助于自己融入政治体制，引领中国的公共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