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通过金钱收买的方式，局部缓和旧殖民地的尖锐社会矛盾，以此阻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同时维系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既有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不受社会形势动荡的影响——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地，少压迫一点，吐一点油水回去，反抗也会少一些。
到了19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滞胀”环境中，财政预算吃紧，再加上西方国家开始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极为严厉的禁运和制裁，这些加速了西方国家自身经济恶化的形势。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幅缩减用于ODA项目的预算，而仅有的一点援助资金，也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开始附加额外政治条件。
换而言之，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正式开始了打着ODA项目的旗号，行新殖民主义之实的鬼把戏。
新式“殖民”把戏
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它们开始以一套完整而精密的话术来包装这一套鬼把戏，并论述借援助之名，行干涉之实的政治合法性。
在1990年代初，主要援助国内部开始兴起一种言论，即援助悲观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援助本身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反而会加大援助国对外来援助的依赖。它们还专门给这种依赖发明了一个名词——“援助疲劳”。
这一套理论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绝口不提广大受援助发展中国家原本就是援助国的前殖民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早已伴随着殖民时代而与援助国发生了深度绑定，本身是非常畸形的。就像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就是咖啡豆或其它热带作物，这种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差，受主要消费市场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
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巩固了原有的社会模式，加深了双方的绑定，受援助国实际上成为了援助的经济附庸。援助疲劳之所以会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援助国本身的经济形势恶化，受援助国作为事实上的经济附庸，自然也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它们不提这一点，转而开始为加深对受援助国的控制，发明全新话术。
在1990年代，国际上关于如何评价援助工作有效性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这种讨论渐渐进入官方层级，直到在1996年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召开的全球高级会议上，各大主要援助国达成共识，表示过去50多年的发展援助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本国发展起主导和决定作用，而不能单靠ODA，并且正式提出，如何评价援助的有效性应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到对ODA项目的研究和开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