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形式的影响力发挥作用要慢一些。世界经济体系和安全框架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订立《核不扩散条约》等全球治理框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软实力——即一国说服他国实现共同目标的能力——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来培育和践行。但这些形式的实力都有其优势。它们是自我强化型的，即一旦建立起来，对手就很难找到替换它们的方案。目光短浅的领导人不会关心这些影响力手段，因为在这些手段上费心费力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与之相反，那些深谋远虑的领导人则更愿意牺牲眼前利益来获取有长期价值的权力手段。
外交决策者对实力的看法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果领导人认为他们所在的世界是霍布斯式的，人们在这个世界过着“贫穷、肮脏、野蛮和短命”的生活，那他们就无福消受长期视角的奢侈。一个充斥着灾难、瘟疫、有限经济增长和暴力的国际体系迫使人们更关注短期利益。换句话说，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大部分时段里，短期视角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近些年来，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可能让领导人看到更美好的未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受农业产出限制）的终结和新工业革命的开始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人们有理由相信更美好的日子近在眼前。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从1800年的不到30岁增加到2015年的70多岁。在大约同一时期，儿童死亡率下降了十倍。一个人人愈加健康富裕的世界预示着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这些趋势几乎是普世的。但各个国家对其未来实力的消长持有不同看法。在长期出生率高、向外移民最少的国家，国家决策者可能会将这些指标解读为本国正处于上升期。低于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和向外移民的增加可能预示着相反的趋势。同样，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或长期停滞的国家也可能会用同样的思维方式思考未来。总的来说，人们相信增长强劲、领先群伦的国家会对未来抱持乐观态度。实施重要政策，无论是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后果，都可能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赢得战争的国家可能对自己应对未来安全威胁的能力充满信心。输掉战争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建设短期军力，害怕在战场上进一步受挫。
客观数据可以预示国家的近景：经济繁荣通常是一个好兆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未来是不确定的。甚至所谓的客观数据也可能提供相互矛盾令人困惑的信号。例如，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真正意义或美元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至今仍备受争议。换句话说，客观指标在预示未来方面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外交政策精英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形成关于未来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家的连贯叙事。比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等意识形态以“进步愿景”为其理论基础，它们都声称某些国家必然会兴旺发达。而悲观点的叙事则是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