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就是极好的例子。当时的美国决策者接受了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为再不会有任何全面的意识形态理论挑战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民主制。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拥有大量软实力，这更使美国的前景一片光明。对民主化的信念和建立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也增强了美国的信心。出于这种乐观主义，美国选择与中国等潜在对手接触而不是对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欢迎这种接触也不足为奇。通过拥抱全球化，中国看到本国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对未来的期望也是积极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本国的谆谆教导就体现了这一点：“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 因为北京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在此期间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保持低调。直接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无法获取到其他利益。因此，北京和华盛顿都加大了对全球治理长期目标和软实力的投资。两个大国都没有停止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但这已不是两大国的优先事项。
如果一个世界里的大国都对未来抱有悲观预期，那这个世界就会危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会优先发展军力。毕竟，与其他形式的实力不同，军事实力可以在危机期间迅速发挥作用。如果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担心其实力上升期有限，就可能选择获取军事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暂时优势并预防本国再次落后。而一个老牌霸主也担心本国会在未来衰落，所以有可能做出负面反应。老牌霸主会认为自己的实力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因而仓促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外交争端。对两个悲观的国家来说，犹豫不决更可能引发灾难。
此种困境的经典实例是一战前的国际局势。在一战爆发前，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英国决策者却对德意志帝国的快速崛起忧心忡忡，并尤其担心德国海军实力的增长。而在柏林看来，面对国力发展更为迅猛的俄罗斯，德国的前景也不大妙。到了1912年，普鲁士总参谋部开始担心，不出五年，俄罗斯的实力将强大到无法对抗的程度。这导致德国战略家们主张，在德国主宰欧洲大陆的机会窗口关闭前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简而言之，欧洲被悲观情绪所吞噬。所有大国都采取了狂热的重整军备策略，而且大多数大国还打起了贸易战。这种环境就像一片杂草丛生的森林，遍布着有火就着的干柴。此时所需的就是一个随机出现的火花——一位大公被暗杀——整片森林就会立即熊熊燃烧起来。
悲观时代
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中国仍然是一个乐观的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安全环境不断改善，公民的受教育水平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即使在今天，民意调查也显示，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国民相比，中国人对未来更乐观，也更相信自己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种自信培育出了战略耐心和高瞻远瞩。中国在海外投建孔子学院以提升自身形象和软实力，还采用长期的外交策略以减少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承认。它一边努力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一边似乎试图分离美欧。中国已开始创建可能挑战自由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结构，包括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发起“一带一路”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