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出现货币危机和银行债务危机压力最大的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欧国家。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率已经达到了207%，政府债务率达到了64%，都是过去30年的最高水平。更严重的是，这些债务一半是用外币标价的，40%是由政府持有的。这就导致了政府必须还本付息，同时还要承受本币贬值所带来的货币错配的成本。
因此，我们会看到，全世界的利率每增加100个基点，全球债务的利息支付就要多3万亿美元。再加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本币贬值达到接近20%的水平，也就意味着，他们所需要的本币偿付债务要比原来多3.6万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这对大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都是承受不了的，因此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概率很大。
另外，出现货币危机概率也很大，就是说用来做空。
目前看来，由于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一些对冲举措，所以做空南欧国家的概率有所下降。但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债务率较高的，出现一些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概率会非常大。目前看来，新兴市场经济体2021年政府赤字率达到4.5%，贸易赤字达到GDP的3%。这都是很高的数据，因此不可持续。
原来大家谈的是土耳其、阿根廷，有一阵还谈到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国。大家都在看：第一，有没有国际金融资本进行做空；第二，本国的利率水平是否与其基本面出现了严重的错配；第三，本国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到底如何。
预测危机的产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至少从这些参数来看，未来出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动荡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斯里兰卡民众排队等待购买燃料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在全球通胀肆虐的情况下，中国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上半年平均上涨1.7%，涨幅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全球高通胀会“传染”中国吗？中国应该怎样防范输入性通胀的风险？
刘元春：第一，我们在进口端需要采取一些相应的对冲举措。
目前来看，中国对于成本冲击的消化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些年虽然油价和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一些商品的出厂价格，特别是消费品价格基本上没有上涨，这说明大量的成本上涨没有传递到消费端，而是由生产者自我承担了。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在成本上还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