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目前的战略，需要每年约1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大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还需要将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590亿美元预算增加一倍。尽管拜登政府在国内开支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增长，但是，国家安全预算不太可能接近这些水平。盟国的捐款可以弥补目前的一些资金不足，但却远不能弥补所有的不足。
海上变化
英国的霸权在19世纪末动摇了，部分原因是英国的全球统治地位取决于其对海洋的控制，而铁路作为一种可靠的陆路旅行形式的出现，打破了英国阻断商业和通信的能力。今天，美国也同样面临着技术和行动上的突破可能破坏其军事主导地位的风险，甚至会使让它过时。
琼斯和伊斯特布鲁克都强调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都没有过多关注实际的海上战争以及它如何变化。创新应该是美国军队的强项，美国的国防开支也应该反映这一优先事项。美国军方在作战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应用：例如，海军陆战队重返两栖作战，并投资于更小、更机动的部队。这些类型的发展很有必要，能使美国军队拥有捍卫美国利益所需的优势。然而，这些还不够，也不够快。
华盛顿对海军实力的兴趣减弱，向自己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息。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军事威胁，而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则是一个海上战场。除非拜登政府为整个美国军队大幅增加拨款，否则国防开支将需要相应转变。国防预算需要把美国海军置于美国陆军和美国空军之上。确保海军的实力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支有能力和资源充足的海军部队，美国就无法保卫它在日本和菲律宾的盟友，也无法在发生冲突时更广泛地保护该地区。在这方面，琼斯和伊斯特布鲁克的论证完全正确：对海洋的控制将是下个世纪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是一个反常的霸权国家，因为是，颇为怪异，它是一个不情愿参与自己创造的国际秩序的国家。例如，华盛顿推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后的谈判，制定了"一部海洋宪法"，以建立国际海洋活动的标准，但是，美国本身从未批准该公约。国会对国际条约的焦虑和深海海底采矿的商业利益等各种关切，使总统们对批准该公约感到绝望，尽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主张这样做。尽管在形式上不愿意加入该条约，但美国不仅得遵守其条款，而且还要对其他国家执行这些条款。一些国家称之为美国行为的"例外主义"，因为，华盛顿在获得公约好处的同时拒绝承诺加入公约，这助长了对美国破坏国际秩序和成为不可靠盟友的批评。华盛顿对海军实力的兴趣减弱，向其盟友和伙伴发出了错误的一个信息。如果美国想继续制定和执行国际秩序的规则，它应该听从一些古老的建议：永远不要背对着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