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从古代、从一个希腊词中，而是在它的现代历史中寻找“亚洲”的意义，也就是在这片广阔地区的人民已经准备好寻求政治统一并达到目的之时。那么什么时候这种统一成为必要了呢？
作为一种对抗帝国主义的手段时，它是必要的。在那个年代，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和美国）广泛使用了极为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得这片宏伟广阔大陆上的土地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的劳动都处于从属地位。正是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印度”诞生了，“中国”诞生了，“印度尼西亚”诞生了，“菲律宾”也诞生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看向了过去，试图将他们国家在古代的民族故事合法化。但这些都是塑造的。他们有必要让人们觉得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而事实上它并不那么古老，并不那么自然，并不那么扎根于古代和种族。对于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国家是在反对压迫者、反对入侵者的斗争中诞生的。正是侵略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国家的建立条件。在反殖民斗争中，人们自己向古时探寻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以此来设计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实际形态——民族主义有时是植根于穷人的爱国主义的，但往往是被少数人的利益的丑恶所玷污的。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图自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因此，“亚洲”，或更恰当地说，泛亚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与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泛拉美主义同出一辙——那些被帝国主义征服的人民所产生的政治统一思想。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之前并没有泛非主义，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就不会有大祖国主义，没有殖民统治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屈辱就不会有泛阿拉伯主义。对大陆和全球统一的渴望来自于对打败帝国主义的深切渴望。这就是为什么从1919年起，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尤其是从1920年起，就亚洲代表而言——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亚洲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在1927到1928年来到布鲁塞尔参加反帝国主义联盟会议。很明显，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产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俄国革命已经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不可战胜性。同样清楚的是，国际联盟做出的不温不火的独立承诺不会得到兑现，局势必须得到控制。
这是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泛非洲会议上产生的感性认识。这是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sein）的情感，1916年，他以阿拉伯国家国王的名义呼吁阿拉伯国土的自由和统一。正是这种情感促使阿根廷人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在1922年撰写了《大祖国》（La Patria Grande）一书，呼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地区统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中国的孙中山在1924年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呼吁“大亚洲”主义（Greater Asianism）。为什么要呼吁大亚洲主义或泛亚主义？孙中山说：“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这正是所有被殖民地区的统一的动机，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他们希望“恢复”自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