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世界的每一种统一理念都有一个连续的历史——泛非主义一直存续至今，拉美大祖国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也是如此。内部的紧张关系所造成的凹痕和磨损阻碍了这些理念的实现，但这些理念仍然完好无损。泛亚主义则不同。由于日本的扩张主义，利用大东亚共荣圈和亚洲统一的概念来统治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这一理念被烧毁殆尽。
1943年，在东京举行的大东亚会议之上，日本各个实际控制的殖民地的国家元首齐聚一堂，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会上赞扬了亚洲的“精神本质”。东条的话类似于日本艺术史学家冈仓天心、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人赞扬世界人民的话语，他的话语感性而又浪漫。1902年，冈仓在泰戈尔位于加尔各答房子里住了将近一年。也正是在这里，冈仓写了《东洋的觉醒》，同样是在这里，他开始了《东洋的理想》的写作。“亚洲是一体的”，《东洋的理想》一书的开头写道。这些话语都非常吸引人。但是，在《日本的觉醒》一书中，冈仓支持日本吞并朝鲜。他写道，日本对朝鲜或满洲并没有侵略野心，“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尊重朝鲜的独立，就不会发生战争”——这是一种虚伪的解释。正是在这本书中，冈仓发出叹息，哀叹日本的声誉受损——“我们是如此渴望跻身于欧洲文明，而非与亚洲文明相提并论，以至于我们的大陆邻国将我们视为叛徒——不，他们甚至将我们视为白色灾难的化身”。
泰戈尔厌倦了“白色灾难”，厌倦了伪装成高尚思想的帝国主义——声称西方文明或日本文化对殖民地进行施舍。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时，严厉谴责了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对日本帝国的扩张行为的谴责。泰戈尔被指责为软弱，他写了一首诗——《失败者之歌》：
“我伫立路边的时候，
我的主人吩咐我唱一支失败之歌，
因为失败是他暗中追逐的新娘。
她已蒙上黑色的面纱，
不让人群看见她的脸庞，
但她胸前的珠宝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泰戈尔将这首诗送给了一位留日的韩国学生Chin Hak-Mun。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Chin Hak-Mun在艺术收藏家和银行家原富太郎位于横滨的家中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的这一首诗暗示了另一种泛亚洲主义，一种失败者的团结，希望有朝一日克服失败，不是用自己的帝国克服失败，而是用比这更珍贵的东西——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为了每个人的共同福祉。泰戈尔认为，可耻的不是失败，而是对他人的屈从。
1917年，泰戈尔出版了《民族主义》，他在其中写道：“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的意思是，欧洲的文明形式——植根于社会凝聚力和工业进步的幻觉——将使日本和印度等国在“借来的文明武器”之中挣扎，而不愿意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政治独立是必要的，消除社会等级制度所造成的悲剧也是必要的，但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可能从邻国那里所学习到的事务采取慷慨的态度也是必要的。泰戈尔认为，印度需要克服种姓制度的挑战（他指出，美国也需要处理其恶劣的种族主义问题）；但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应该只关注本国，而是需要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