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在原先国际循环的基础上，又创设了国内大循环的增长动力机制。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求结构上要协调，中间关节要打通。因为过去在国际出口导向为主时，国内不同市场之间、供给端和消费端之间耦合与否问题不大，只要把产品卖到海外市场就行了。
现在如果国内市场上的一些关键点，比如税收、运输、能源都要协调，资源富集区的生产周期和消费需求的经济周期有可能不拟合，这种关节怎么去打通？这就对经济宏观调控在结构方面和深层制度方面的协调提出新要求。
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观察者网：您提到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段讲话中还同时提到了房地产，有观点认为，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是房地产，现在可能要切换到数字化、智能化和减碳方面，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曹和平：我们谈论经济动力学机制的时候，出口导向依托的是海外市场；投资拉动依托的是各种投资需求，包括农业投资、建筑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业投资、高新技术投资等等。当我们谈论房地产的时候，它只是投资中的一小部分。当然房地产是重资产，可以吸纳投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提出结构动能转换，希望恢复整个经济供给侧的动力机制，就是希望用需求拉动和创新驱动，而不单靠传统的“三驾马车”，那么技术变量在其中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强调四点：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数字资源价值化。
第一，产业数字化，就是对存量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不同领域的制造业逐步从工业2.0升级到工业3.0，再到工业4.0。
第二，数字产业化，就是当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的时候，一些数字化升级的富集区或场景集聚区，本身就会形成一种产业，比如成为一个独立城市功能综合体、独立产业功能综合体、独立科技功能综合体，这些综合体就变成场景的载体，其本身也需要巨大的投资，还要规避过去的一些能源过度消耗的问题，那么就涉及节能减排、双碳目标等，这个稍后再讲。
第三，数字化治理，我们发现产业端数字技术的使用提升了对政府管理的需求，生产领域数字化了，治理也必须数字化，政府对城市的管理、交通调度、资源协调、总量管理等等都需要数字技术，数字化治理变得特别重要。
第四，最重要的是数字资源价值化。这一点比较难，因为当数字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它就变得和土地、矿山、资本、劳动等要素一样重要。那么其他要素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数据资源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什么？所以数字资源的价值化，更需要数字技术和碳中和相关技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