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强调一下碳中和技术，它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规定要用一种全新的数字化方式来生产。经济动力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数字要素参与分配、碳中和，这些问题需要联系在一起，做系统性的通盘考虑。
运用数字化手段来改造运营，建立商业生态
观察者网：刚才您提到，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在经济上都陷入了一种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状态，美国从2008年开始，日本可能更早。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的新态势或者新动能，为何在西方没有发生，或者说为何有所发生而影响没有那么大？现在是否主要在由中国独立探索这样一条发展道路？
曹和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问得特别有道理，为什么日本会出现失落的30年，欧洲会出现失落的15年，美国会出现失落的近10年？如果说中国这5年的经济下行未来变成10年，是不是中国也会出现失落的10年？为什么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主要的人类经济体都走向下行周期？这个问题要是不弄清楚，单纯讨论因为我们有数字技术帮助，所以自信我们能走出这个下行“魔咒”，就把这些问题隐藏了。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励了人类的自私情绪，“理性人”假设“人类应该自私”，所以要求公共部门（政府）越小越好，市场越大越好，一切问题都由市场解决，政府最好别参与。当日本经济需要结构变迁，需要政府政策牵引的时候，它的政府被种种因素绑住了手脚。
政府自己也相信西方经济学，认为自己不管最好，所谓“独立”的央行系统也从自私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采用保守的办法，不用承担责任，反正“万能的市场”会自动发挥作用，只要政府、央行、企业、个人等等市场主体都做好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经济增长会自动发生。
实际上，美国近年来还没有怎么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它遵循的是帝国主义理论，花费了2.6万亿美元打两场海外战争，而没有投资于自身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研发；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迅速上调国债上限，目前接近29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再次面临突破，正在谈判的新上限可能突破30万亿美元，但这些美元绝大部分都没有用于投资实体生产，而是被包括军工集团在内的不同利益团体截留私分。
为什么数字化的创新在西方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呢？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贪婪的资本要求投资获得最高的回报率、最短的退出时间、最好的盈利模式、最稳定的收入模型，才愿意投资，这本身就是违背创新规律的。因此，即使美国有很多仍然具有创新精神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但是他们完全无法与“主流”的资本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