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政府、央行以及各种其他责任主体必须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避免各自完全按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事。
这又涉及第二个问题，20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时候，以及15年前的欧洲，30年前的日本，都没有赶上数字技术的突破，是不是中国运气特别好，赶上了数字技术足够成熟到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时间点？现在看来，中国确实可能有这个机会，通过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共享经济、工业互联网和碳中和等技术实现经济动能转换，但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观察者网：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资本监管的，会议要求提到：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那么怎样去辩证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曹和平：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早年已经看到了资本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具有最为灵动和最具粘合剂属性的特点，因此它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有主导作用，一份资本可以绑定一个劳动力，但一个劳动力无法绑定一份资本；如果有一份资本，就可以绑定一种盈利模式，但如果有一种盈利模式，资本不见得会给你投资。
因此，资本具有一种排头兵性质，如果没有资本，其他生产要素无法自行，结果是资本即使不垄断市场，往往也会形成资源整合意义上的垄断。在欧洲，在美国，在中国过去的10年间，我们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给资本设置一个“红绿灯”，更加科学合理。
资本太可怕，因为它会反映人类本性中最具自私性的一面，资本的排头兵性质，一定会使其越过和其他要素原本平等的位置，把自己的位阶向前移一步，处在支配其他要素的位置上。
所以一定要由基础公共品对资本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半公共品进行节制，因为基础公共品是全民的，而资本是部分人的，让全民的基础公共品对资本这种部分人的半公共品进行节制，那么在社会公平性和广义范围的资源配置上，就更加均衡了。
所以，给资本设置一个红绿灯，发挥资本的灵动性和粘合剂属性，同时又节制其垄断其他资源，获取超额报酬的本能，防止其获得反经济的垄断性力量，我觉得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