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的问题是，即便如此，我们不会再看到一个主导国家——就像美国过去一样，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吗？会不会出现共存的模式，而不是诸如中国取代美国这种？
瑞·达利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是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年之内会有包括你提到的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某些方面美国更强大，在某些方面中国更强大，但是力量之间是可比的。但同时，这也会是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这样的时期。
但我觉得您提出非常重要的观点是文化差异。中国的领导者在历史上不倾向于控制某一个国家，这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在地中海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我想以共存的模式去运行确实有很大机会，当然这取决各方的行为方式，我觉得不是注定会有军事竞争。
考虑到现在的环境，存在“囚徒困境”的现象。举个例子，有两个实体，不管是两个人还是两个国家，你不知道另一个国家到底是合作还是会摧毁你，很明显合作是双方共赢的选择，你应该怎么做？根据囚徒困境的理论，双方都有摧毁对方的动机，因为担心对方会摧毁你。
我们要尽量理解这些事情，意识到合作才可以创造是人类世界最好的环境，如果有合作、有健康的竞争，能够提升每个人的生活水准。如果说是可能的，就应该是这种合作而避免冲突的模式。
李稻葵教授：谢谢瑞非常精彩的演讲，谢谢你坦率提到了你的想法。在金融方面，华尔街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总说一个事情，这个现象就会消失了。比如说在1月份说有一个现象，股市上涨，但现在就不出现这个现象了，因为人们总是提到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关注中美关系，有这么多人不管是在虚拟还是现实中讨论中美之间可能的冲突，同时也有像您一样非常有洞见的专家与很多中国的决策者对话，还有各位分析人士直接或间接探讨美国事务，会否出现一个情况，我们探讨这么多关于中美冲突的事情，我们彼此之间还有这么多个人联系，我们交互这么多的信息，所以最终中美之间反而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瑞·达利欧：我非常希望是这样的情况，我在竭尽自己的全力，我也看到其他人在做很多努力，但是很遗憾现在没有对话，几乎是一种封闭、偏见的状态。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寻求相互理解的时间点，会有这样的阶段，每个人都去描述某一个方面。
当然可能在中国程度没有这么高，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彼此交流，找到共同的好结果，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
但是现在我也会有疑问，双方是否能够允许有这样的对话。我想说，更为典型的是，偏见的产生以及走向两极化、极端化，是我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模式。而我想做的是能够去搭建这个桥梁，去创造更多地理解，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同时，我必须要说大家越来越忽略了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想法，但是于公于私，都需要合作，展开双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