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微微：这部分问题确实存在，会阻碍一部分企业和行业把订单或产能转移到美国去。但如果订单或产能真正地转移过去了，那就说明对于这些转移过去的企业来讲，美国短期的通胀问题、供应链不畅或生产成本激增等不是问题。
从长期角度来看，部分制造业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而对劳动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美国是真正能够承接这部分产能的。但整体美国能否实现它的政策目的设计，能否真正地实现再工业化，我们持比较负面的看法。
江苏张家港：前8个月外贸超2千亿元 同比增长16.8%。图源：视觉中国
·高能耗产业对中国的正反影响
观察者网：除此之外，另一个去向是中国，您在报告中提到，在欧洲“断气”背景下，德国的有机化学、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及其零部件等行业生产大幅向中国转移，中国制造业优势再次显现。中国有哪些比较优势，我们应如何客观看待这种优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来说，如何评估转移进来的一些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和高气耗产业可能带来的正反影响？
郭微微：我们的优势也很明显，中国拥有一个比较完备的产业链结构，庞大的内需市场，技术能力也在逐渐地积累，还有工程师的红利。在疫情之前，有机化学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这些行业展现出了一些优势，我国的出口份额有了稳步提升。
新冠疫情其实是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一次供给侧的出清，有一些中小企业被迫退出了供给市场，紧接着，企业又面临供应链紊乱的问题，再接下来面临能源危机问题。
德国破产企业的数量出现快速走高，给我国带来了新的比较优势的提升。我们具有生产稳定性的优势，还具备了世界能源体系分裂之下能源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这种优势在疫情前就已经有基础了。在三次供给侧冲击后，在基础能力之上，优势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如何评估一些转移进来的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和高气耗行业带来的正反面影响，这需要提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报告里所讲到的高能耗、高气耗行业和传统定义是有一定区别的。
统计局和生态环境部界定的高耗能行业，其实更多是把这个行业对能源消耗落脚到单位附加值上面，更多指偏低端的行业，比如石油煤炭和其他燃料加工业，还有一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例如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炼，还有煤电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