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差异在于，疫情并没有解决原本存在的问题，西方国家有内部矛盾外部化的动机，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政治因素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样来看，我国的产业链存在较大挑战，可以概括为“上挤下压”的双重压力。大家会比较担心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经历奥密克戎后快速复工复产，会不会凭借其成本优势继续分流我国的订单，也比较担心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动作，美国会出台一些包括半导体、医药、清洁能源制造业的鼓励政策，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流；德国也表态将制定一些政策，希望企业不要对中国的依赖度那么强。
我国在这次产业链重构中，高端的产业原本会迎来美国和欧洲的压力，低端的产业也会迎来被印度和东南亚分流的风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这次的能源危机给了我们新一波红利，这波红利就来源于我国相对低廉的能源成本和稳定性高的生产。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依旧具有相应优势，甚至在疫情后优势进一步提升。这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机遇，有希望逐渐从一个相对低端的角色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跨越式的发展。
观察者网：欧洲制造业转移是结构性的变化还是暂时性的变化？是否会整体上带来制造业全球相对优势的重新评估？
郭微微：欧洲制造业的转移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短期来看，今年冬天一定是欧洲比较难过的一个冬天，即使欧洲现在的储气罐已经达到了85%以上的目标。欧洲也在积极地推动进口，包括从卡塔尔进口更多的液化天然气，从挪威进口更多的管道天然气。
不管怎么计算，欧洲的天然气、电力供给都是不足的，所以冬天一定会对天然气和电气需求进一步压降，就会对整个欧洲制造业的正常开工和运行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以天然气作为原料投入的化工产业，产能可能会受到进一步限制，甚至出现整体关停。
能源消耗其实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对于一些高耗电的行业而言，没有天然气可以用煤炭、核能发电，可以找到一些相应的替代方案。但是如果天然气作为原料投入，可能就没有第二种技术路线能够实现替代了，所以化工应该是受影响最深的一个行业。
如果再往后看两三年，欧洲的能源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能源成本会比我们上涨的幅度高出一截，尤其是俄罗斯仍被制裁，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源向西方国家出口，这种能源价差的红利，我们有希望在未来几年之内看到。
长期来看，如果欧洲实现了可清洁能源的转型，2030年左右，欧洲的光伏、海上风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建设发展起来了，能够抵挡得住或者完全覆盖它们的需求，实现从旧能源到新能源的替换，中国的旧能源红利就会有所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