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去评价石化和化工中相对比较低端的产品，确实在消耗能源之后产生的附加值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这次所定义的高能耗和高气耗产业是站在总量的角度上来看，没有站在单位附加值的角度上来看，这也是因为欧洲的供给端出现了很大问题，不得不砍掉一些投入单位能源之后，创造出更大附加值的行业。
这些行业如果转移进中国，我们是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承接，也就是在能源的相对约束之下，把资源尽可能地投入到一些比较高端和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的行业。也就是说，我国本来就具有一些发展基础的、增加值比较高的行业所积累的出口份额或者竞争优势，在疫情前就已经有了提升。
在疫情期间因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些订单的替代，有了产能的承接。未来在这种优势的进一步提升下，还是有希望能够进一步享受更大的一波红利，这也是对有限资源的高效利用。这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至少是不冲突的，当然我们也需要继续推动低碳绿色产业的发展。
我国在风电和光伏产业中有一定的制造优势，因此还是可以一边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另一边承接一些增加值比较高、能源消耗也相对较高、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没有那么高的产业。比较理想的结果是，一边实现双碳目标，一边实现经济转型、全球产业链位置的提升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观察者网：根据数据，在华投资的欧洲四个国家（德法英荷），过去四年的平均投资占到总额的87%，其中德国占比高达46%。德国大企业（大众、戴姆勒）一如既往拥抱中国市场，但是中小企业在华投资额度下降明显。这反映了欧洲制造业转移的哪些趋势和特点？
郭微微：过去几年，外资的集中度是在提升的，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集中度提升，在一些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也是集中度提升。
今年没法看到更细一点的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年度的，没有季度和月度，但也能想象到像巴斯夫、大众、宝马这些企业的一些投资加速动作，中小企业可能确实是会出现在华投资额度下降明显，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我们现在整体的疫情政策不那么宽松，大企业投资中国的进程早，有相应的投资基础和事业部，可以开展正常的投资运转，但一些中小企业客观上没办法来实地考察，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发展和规划，因此投资脚步肯定有所放缓。如果抛开管控问题，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对华投资的进一步增长。
另外，欧洲可能会制定一些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包括加强投资审查等等。大企业对政策的理解比较灵活，不太容易受到这方面影响，而中小企业如果面对一些相对负面的政策，比较容易改变决策，它们确实会担心相应风险，所以集中度提升会是欧洲制造业转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