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庞大的事物都难以逃脱发端成长极盛衰落最后消亡的轨迹。现代的西方世界是已经极盛还是会有许多更盛的阶段，当然不好断言。但笔者的确倾向于认为二战结束的1945年一直到2008年，是西方世界极盛的“黄金时代”。西方的代表者美国再难取回它在柏林墙倒塌后仅拥有18年的天下无敌、独孤求败的状态，因为中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全面崛起。

出现这种状态有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在意识形态方面，笔者个人认为与新自由主义和平均主义走得太远深切相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无论中外，都已经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但西方对政治上“平均主义”的问题还不敢直言，多批评金钱政治，还不敢大张旗鼓地反思“选票平等”，本人在此想讲一讲“过度平均主义”的危险：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真正平等比配成物理学上的热死寂。在那里一切都会失去动因，而绝不会是一个理想社会。当然笔者也并不反过来认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越大越好。笔者认为理想在取得一个合适的差距，这样才可以得到效益和公平的最佳折中。

经济共产主义和政治共权主义都认为人类发展（至少理论上）的终点应当是绝对的平等，即使是实际上终究达不到，也要努力无限趋近。就是说：所有的山都要尽量地搬走，填到海里去。理想境界，终极目标，就是一马平川。笔者认为这个发展的理论终点是达到一个最恰当的动态均衡。在那里，适度的差距才是理想模式。山不要太高，水也不要太深。但必须有山有水，错落有致，水要有处下泄，人要有处攀登，才会是一个现实的、美好的人世间。笔者尤其认为，这个陈述对经济和政治同样有效。

换言之：

毫无疑义，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政治主权，就如同人民的全体拥有全部的财产主权。但这种拥有并不是算术平均。政治主权如同财产主权，过度的平均不可行，过度的不均衡也不可行，都不符合人民全体的长远利益。

希腊人，包括他们最杰出的智者亚里士多德，在那个时代，被平等公民权和公民大会决事的思维定势所禁锢，直到他们的制度崩溃，都没有想到，是否可以退一退；由于持续的经济困难，中产阶级已经占不到公民多数，为了因应这样的新局面，改行一种民主较少的制度。也没有想到，用有等级的公民权和元老院决事，罗马共和国可以创立一个比全部希腊城邦共和国加在一起还大50倍的事业。

在罗马共和国之后，还有更加鼎盛辉煌的罗马帝国。这个帝国在西方的历史上实现了唯一的一次整个文明的统一和同样绝无仅有的长达200年的罗马和平。

不应当忘记，在古希腊共和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到处都是过度的民主、过度的福利和深度的经济危机。而这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中东。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商业的机会都跑到了离市场更近，劳动力也更便宜的东方城市。而希腊本土反而因这个成功的征服而陷入萧条。中东“希腊化”的原因和后果，与当代的世界化颇为相似。而且，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制度，都未能从政治—福利制度和经济困难搅在一起的三重危机中成功退却而最后彻底崩盘。我要问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是，这种类型的制度，可能成功退却吗？

或许，在现在的“西方民主”主导的时代之后，人类会有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繁荣，但拥有一个更加温和而协调的民主的时代。不过，这个时代，也许会被另一个文明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