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贸易应该为国内政策利益服务这一理念失宠。当时美国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协议，并推动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消除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壁垒。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市场要想正常运行，参与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框架。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突然与某些与其不同的国家（从俄罗斯和中东石油国家到众多拉美独裁政权，再到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建立了重要的贸易关系，这些国家与欧美有着根本不同的道德框架，更不用说它们的经济框架了。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关税大幅下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两个最大受益者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基本不受国家政治动荡影响的跨国公司。这在美国造成的后果是美国朝野上下都出现了更多的政治极端主义，它们大多利用大众的经济幻灭感而趁势崛起。那种认为全球经济必须重新为国家需求服务的想法正在重获支持，但美国两党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完整计划（尽管拜登政府是最接近提出这一计划的政府）。

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正在倒退，至少在贸易和资本流动方面是如此。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都暴露出该体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资本失衡、供应链中断和地缘政治动荡。各国现在希望增加其关键产品（如微芯片、能源和稀土矿）供应链的冗余供应能力。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工资上涨正在降低将家具或纺织品等低利润产品运往世界的动力。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需要不同的金融体系，甚至不同的货币制度。3D打印等创新技术让产品可以在一个地方快速生产，这也改变了大家的经济规划，使得就近建立生产中心变得更加容易和便宜。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区域化将很快取代全球化成为主导的经济秩序。地理位置一直很重要，但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

过去不再来

在某个时候，新冠疫情会结束，乌克兰战争也会结束；但全球化不会回到十年前的样子，它也不会完全消失。观念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仍会跨境传播。许多商品和服务也会跨境流动，尽管传输它们的供应链会比现在简单得多。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的全球供应链高管表示，他们已经开始改变供应链以使其更具地方性或地区性，增加供应链的冗余供货能力，或确保他们的关键需求不会依赖单一国家。各国政府或通过立法形式（如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法案）或通过指导形式（如欧盟的《新工业战略》）鼓励这样的变革出现，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重组供应链以使其靠近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