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仍未显露其确切形态。但它很可能会比以前更加本地化、异类化、复杂化和多极化。这通常被描绘成一件坏事——显示出美国的衰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面临风险。但这种经济秩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政治发生在民族国家层面。在后新自由主义世界，决策者在努力重新平衡国内需求和全球市场需求的同时，将更多地从地域出发思考经济问题。
这种情况已经在贸易领域发生了。例如，美国两大政党都在合理质疑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个别方面。威权国家的崛起证明了地方政治、文化价值与贸易政策无关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一认识造成的部分后果是，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众多关税，并尝试支持那些事关国家安全的产品在国内生产。
民族主义盛行总不是一件好事，但质疑传统的经济智慧却是一件好事。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不可能只保留金融投资和软件编程，而将除此之外的一切业务都外包给新兴市场，这么做必然会使富裕国家本身以及更宏观的经济体系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因此，随着各国和各地区重新思考该如何平衡增长与安全、效率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贸易政策将不得不有所演变。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进化为区域化和本地化。
以有关制造业的争论为例，在大多数富裕国家和许多贫穷国家，制造业岗位在所有就业岗位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下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各国应该放弃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的服务业转移，将低技能劳动力替换成高技能劳动力。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交织程度一直比就业数据显示的要高，而且是越来越高。有研究表明，各种知识密集型企业往往最常出现在制造业中心附近，从而刺激经济总体上涨。这就难怪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工业强国没有效仿美国，而是选择保护本国的工业基础。它们通过激励高增长产业发展和培训劳动力来支持本国工业，而没有选择浪费大量补贴或实施进口替代这样的失败政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现正试图学习这些做法，特别是在半导体这样的重要产品供应链和电动车这样的战略性行业。
由于物流不畅，美国出现了商品短缺现象
在后新自由主义世界，实施强力产业政策这种做法将会越来越普遍。即使在美国，大多数民主党人和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也认为，政府可以在支持国家竞争力和保持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作用。问题是如何发挥作用。可能的答案包括补贴技能培训、支持国内需求和扩大支出以保持关键商品的价格相对稳定。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竞争对手相比，美国对海外制造业的依赖度更高。美国只能满足本国71%的居民消费需求，而中国满足了89%，德国满足了83%。据麦肯锡估计，达到中国水平可以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000亿美元，而这还没有计算清洁能源和基因疗法等先进生物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美国为防疫而努力填补个人防护设备和药品等基本物资的供应缺口，还努力提高电池、半导体和稀土矿物等战略领域的国内产能，这些努力都为在本国生产高价值商品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最终可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