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我这一生都在努力尝试这样做。”在他看来，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留给双方寻找相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未来五到十年。
基辛格先生给有志（于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开放性建议：“冷酷地认清你所处的位置。”本着这种态度，避免战争首先要分析中国为什么越来越躁动。尽管基辛格以对华和解的立场著称，但他也注意到，中国的许多思想家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因此，作为历史演变的结果，他们最终将取代我们。”
他认为中国领导层对西方政策制定者所说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怀有怨气，觉得这实际上是美国的规则、美国的秩序。中国领导层认为受到了侮辱，（这种秩序）是西方居高临下的交易，如果中国表现得好，就赐给中国一些优待——中国当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有权获得优待。事实上，中国一些人认为指望美国平等相待是愚蠢的，永远不可能。
然而，基辛格先生也警告美国不要曲解中国的志向。在华盛顿，“人们说中国想要主宰世界……但中国其实只是想变得强大，并没有希特勒那种主宰世界的倾向，不论现在还是过去，这都不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想法。”
基辛格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希特勒需要战争，但中国不同。他跟从毛泽东以来的许多位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对他们意识形态的坚定毫不怀疑，但认为这与他们对国家利益和国家能力的敏锐感知始终密不可分。
在基辛格先生眼里，中国的体制更偏向儒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让中国领导人在国家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地积蓄力量，然后取得成就，赢得尊重。中国领导人希望在国际体系中拥有对自身利益的最终裁决权，并获得外界承认。“如果中国取得了优势、真正可以利用的优势，会把它推向极致，把中国文化强加于他人吗？”他问。“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不会……但我相信我们有能力，通过外交和武力手段相结合，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面对中国的雄心，美国的自然反应一种是探究这种挑战，来寻求维持两个大国之间的均衡，另一种是在两国之间建立长期对话机制。中国“正在努力扮演全球性角色。我们必须处处评估双方对战略角色的构想是否兼容。”如果不兼容，那么是否动用武力就会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能避免全面战争的威胁，实现共存？我以前乃至现在，都认为有。”但他承认，双方不一定能和平共处。他说：“这条路也可能走不通，因此，我们的军事实力必须足够强，来承受共存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