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给领导人的第三条建议是“不管你内政目标是什么，都应将其与所有这些联系起来”。至于美国领导人，要去学习如何更加务实，提高领导力素质，以及最重要的，革新政治文化。
在基辛格眼里，印度是实用主义思维的典范。他记得一位印度前高官在某次活动中解释说，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的非永久性联盟，而不是将国家固定捆绑在大型多边结构中。
美国不习惯这种交易式外交理念。一个主题贯穿了基辛格的国际关系史著作《大外交》，即美国坚持将其所有重大的对外干预行为描绘成“昭昭天命”的表达，按照自我形象去将世界塑造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
基辛格认为这种坚持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即道德原则通常凌驾于利益之上，哪怕它产生的结果不令人满意。他承认人权很重要，但不同意将其置于政策的核心位置。区别在于一种是把道德原则强加于他人，一种是说它会对（外交）关系造成影响，但对方怎么做，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手上。
他说：“我们试过（把道德原则）强加于苏丹，看看现在的苏丹吧。”确实，膝跳反应式地坚持做正确的事，可能为不计后果的政策带来借口。基辛格认为，尽管人们觉得现实主义会主动使用武力，但那些想用权力改变世界的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只是本能地加入其中。
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增长，印度被认为是一股重要的制衡力量。可是印度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宗教宽容度下降，司法偏见加深，媒体被噤声。虽然基辛格没有直接这么说，但如何对待印度，将考验美国外交到底能有多务实。另一个考验来自日本。如果基辛格的预测变成现实，即日本在五年内成为拥核国家，美日关系将充满危机。研究19世纪外交的基辛格知道，是均势外交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他希望美国能汲取英法的经验，从战略上思考亚洲的力量平衡。
领导力也很重要。长期以来，基辛格一直相信个人的力量。比如高瞻远瞩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让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为一场在他看来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比如让法国相信未来的夏尔·戴高乐，激励了一代人的约翰·肯尼迪；又比如德国统一的总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他的统治灵活而克制——可惜在他被逐出政坛后，德国陷入了战争狂热。
基辛格承认，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不眠不休的今天，很难再按他的风格开展外交。他说：“今天没有哪个总统会给特使像我当年那么大的权力。”但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为前方是否有出路而苦恼。“我敬重的那些领导人，从来不问这样做难不难。他们问的是‘有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