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紧迫的考验，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表现。基辛格回忆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时，只有毛泽东有权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尼克松每次提出某个具体话题时，毛泽东都会说，‘这些问题应该让周总理跟基辛格去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但在谈到台湾时，他非常明确。他说：‘他们（台湾）是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再过一百年再去管它。’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但距离很远。”
基辛格先生认为，尼克松和毛泽东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的谅解本来是以百年为期，但只过了五十年，就被特朗普推翻了。他想在贸易问题上迫使中国让步，来夸大自己的强硬形象。拜登政府在政策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做法，只不过措辞更强调自由主义。
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先生不希望选择这条（通往冲突的）道路，因为一场乌克兰式的战争会毁灭台湾，彻底破坏世界经济。战争还可能导致中国遭遇内部挫折，而国内动荡正是其领导人的心头大患。
和平的希望源于人们对战争的恐惧。麻烦的是双方都没有太多让步的余地。每位中国领导人都宣称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美国要在保全自己其他地区地位的情况下放弃台湾，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基辛格先生根据自己在任期间的经验，提出了摆脱当前僵局的办法：先降温，然后逐步建立信心和工作关系。美国总统与其向中方罗列自己的不满，不如说：“主席先生，现在我们对和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能力毁灭人类。”中国和美国可以在对外不做任何宣布的情况下，力求保持克制。
在决策方面，向来不喜欢官僚主义的基辛格先生希望看到中美成立顾问小组，保持通气，默契协作。双方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美国可以更谨慎地部署军事力量，尽量打消关于对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疑虑。
基辛格先生给有志于（维护中美和平）的领导者的第二条建议是：“制定可以获得人们支持的目标，并找到可描述的、能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需要通过“求同”来促进全球稳定，这样的领域有若干个，台湾只是第一个。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近期一次演讲中建议，此类领域应该包括气候变化和经济。基辛格先生对两者都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完全赞成”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但他怀疑这对建立信心或帮助两个超级大国达成平衡没有太大作用。至于经济方面，危险在于贸易议程已经被对华鹰派劫持，他们不愿给中国任何发展的空间。
这种一竿子到底的态度，非常不利于总体上寻求改善关系。如果美国想找到与中国共存之道，就不应该以政权更迭为目标。在基辛格先生的思想中，有个从早年贯穿至今的主题。他说：“任何稳定的外交，都必须有一点19世纪的元素。而19世纪的世界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的基础上，那就是国家之间尽管彼此竞争，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并无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