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基辛格之所以能得出如此结论，是以他多年研究欧洲外交与安全问题的判断为基础的。首先，他委婉地告诫：“不可能在同一套方案下解决东欧的安全以及把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的孪生问题”（也即，指既要向东欧提供安全保障，又要与俄罗斯建立安全合作的这样同时包含有两个目的方案——笔者注）。同时他又警告：“和平计划的风险是，被有可能受侵略之害的国家认为无足轻重，抑或是危险的，可是，在亚洲国家当中又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而召集的种族俱乐部。”【24】
颇有意思的是，早在三十年前，基辛格就入木三分地对将近三十年后欧洲可能出现的景象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他这样说道：“在未来，所有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的保护，会更加积极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各样孤立主义的诱惑；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25】
无论就欧洲、还是亚洲的发展前景而言，在1994年当年的微妙局势之下，基辛格基于其“权力与合法性相均衡”的构想原则，对北约东扩所提出的种种警告，依然值得当今战略家们三思。
虽然无可奈何的是，现实还是选择走向了北约东扩。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展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做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在老资格战略家颇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中，基辛格的批评已经溢于言表了。【26】
大概，很难说是时间上的巧合：1996年，俄罗斯迈出了与中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步伐。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第一次是1994年——笔者注）。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中俄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4月23日晚，俄罗斯驻华使馆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专机起飞不久之后，叶利钦在飞机上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文件还不能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高度，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