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去年宣布了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措施，其背后的一些动机正是源于此。美国和中国的监管机构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中国似乎比西方监管机构更认真更果断地采取行动，而且似乎特别关注垄断问题。中国政府打响遏制科技巨头垄断的第一炮始于2020年11月3日，当时上海和香港证券交易所暂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蚂蚁金服将是史上规模最大的IPO，规模约为2400亿美元。

在随后的行动中，中国的监管机构警告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他们不能垄断用户数据，因为虽然这些个人数据是他们业务运营的动力，但垄断数据也扼杀了来自新市场进入者的竞争。同时中国的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规定，以防止对数据的垄断控制。这些措施经常被西方媒体描述为老式的共产党对自由企业的“镇压”，但它们实际上也是摆脱同样困扰美国IT行业垄断问题的尝试。

创新还是掠食？

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们的生产率仍然落后，人们提出了许多猜想来解释背后的原因。一个是IT行业的增长是以牺牲传统零售和广告业务为代价的。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广告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降，尽管中间出现过以牺牲传统媒体为代价的向互联网广告的巨大转变。同样，网络零售的兴起并没有导致美国消费者的支出超过他们原本可能的水平，只是将销售从实体零售商转向了在线企业。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型互联网公司行使垄断权力，降低了其他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因此从其他可能受益于创新的行业抽走了资本。换句话说，美国经济中看起来最具创新性的部门，即IT，实际上抑制了整体经济的创新。

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垄断小组委员会（U.S. Congressional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2020年报告的结论：

简单地说，那些曾经是斗志旺盛、处于劣势、打破了垄断现状的初创企业，如今已成为我们之前看到的石油大亨和铁路大亨时代的那种垄断企业。虽然这些公司给社会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的主导地位也给我们带来了代价。这些公司通常在市场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地位使他们能够为别人制定一套规则，而自己却遵循另一套，或者建立一种他们自己的私人准监管形式，而这个形式只对自己负责。他们这种对市场产生重要且持久的影响力给我们带来了高昂的代价。这些公司以侵蚀企业家精神、降低美国人的网络隐私、削弱自由和多元化媒体活力的方式发挥着主导作用。其结果是创新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减少，民主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