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在多边经济组织机制内强行加入政治性涉华条款，有可能成为拜登政府在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常态化手段。一旦中美关系恶化，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美国推动建立将中国经济排除在外的另一套国际经济体系。
警惕美国对华“竞争性共存”新战略
从安克雷奇对华的“从实力出发论”到布林肯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再到舍曼访华提出“公平竞争论”，反映出拜登政府在不断调整对华战略的内容和表述。面对美国国内即将陷入滞涨的经济形势和涉华政治舆论氛围，拜登政府试图“以压促变”，但又不愿“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因此戴琦演讲又提出“长久共存”概念，可以看到一种兼具竞争与共存的对华新战略正在形成，可以称为“竞争性共存”。在双边关系上略有回调，也使得美国对华战略更具策略性和弹性。
为什么拜登政府要选择竞争性共存战略？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与中国的竞争具有长期性。在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与美国在更全面的基础上展开竞争，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立足于从长计议，通过分阶段的长期竞争来削弱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期望把中美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可控”的范围，“斗而不破”，因此竞争是可以共存的。
但竞争性共存的前提还是竞争，竞争为主导，合作为辅助在风险管理的前提下不再为了合作而弱化竞争，并且把握三个方向：一是明确对华关系中哪些属于竞争范畴，哪些不属于竞争范畴；二是重新调整对中美合作的成果预期；三是重建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竞争之后才是共存，共存是不得已而为之。
拜登的“竞争共存”外交政策。来源：ekathimerini
由此可见，美国的“竞争性共存”实质仍然是零和博弈的敌对思维。共存并不意味着对竞争的限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防止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中仍然会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还会开发出更多的工具和手段。
一是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攻击与联盟围堵。美国将给中国贴上“威权主义”标签，塑造“中国模式威胁论”，组织“民主国家联盟”，联合西方盟友、涉华利益相关国对中国开展“国际统战”，印太战略体系、“五眼联盟”、美日韩同盟等将会不同程度得到激化和调整，形成所谓的“反华大合唱”。
二是经济领域的各种竞争与冲突限制。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网络战乃至金融领域的较量仍将持续。双方在中低端产业领域的角逐可能会明显缓和，在高端产业领域的竞争则会加剧，有选择地逐步“脱钩”。拜登政府还将延续奥巴马时代的制衡与改造策略，激活与盟友的双多边经济对话机制（美墨对话、TTC等）；推进建立排他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CAIP等），联合制定打压中国的国际规则；甚至设置排华机制，在关系恶化的极端情况下不排除推动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另一套国际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