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说到西方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但现在的资本界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比如我在国内采访某家低代码平台时了解到，资方还是会要求中国的某些项目对标美国模型，但中国企业家认为，在中国市场上很多事情是有所不同的，但现在很多投资人在思路上没有转变，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熊节：有的，非常多。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就是要逐利，而现在美国很多投资者违背资本主义精神，已经被意识形态蒙蔽了眼睛，开始放弃逐利，一些投资者认为中国没有市场经济，中国是一个是“专制”国家，没关系，这会导致他们失去盈利的机会，市场经济规律会起作用的。
观察者网：中国政府与互联网巨头的博弈能力对比呢？在技术能力、敏捷能力、人才争夺等等方面有哪些优劣？
熊节：我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治理，没有必要在技术能力和敏捷性等方面去跟企业争夺，政府不存在争夺资源的问题，政府需要理解互联网，需要跟业界和学界有紧密的沟通。
对于博弈能力来说，第一，要明确底线，不给数字空间特殊待遇。总书记曾说，“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我们需要在有原则的基础上，去发展互联网和新技术。举例来说，阿里巴巴的小额贷一度有200倍的资金杠杆，地方政府的思路很清晰，无论什么科技加持，200倍的杠杆就是系统性风险。随后，杠杆率被规制，逐渐恢复到8~12倍的水平，这就是明确底线。
第二，在学习和理解技术的过程中，要正确理解技术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不要被西方的观念给误导，我们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待问题，不能完全被西方的观念带着走。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区块链，我认为在前两年，中央是很看重区块链的，但我们被西方的观念误导，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大家都认识到区块链是一个实现“可信”的技术，认识到去中心化在中国境内没有什么意义，但在“一带一路”上，去中心化可能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观察者网 ：您刚才也提到了，人才是基础，如果说要建设一个IT世界，无论是建设还是治理，IT界的人才必不可少。有观点认为，一些互联网巨头吸收了很多来自于国家项目的人才，但是由于大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人才并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水平，您对这个现象是如何看待的呢？
熊节 ：首先，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进程当中，技术性一定会逐渐减弱，对技术的要求会降低。比如在70年代，编程主要以C语言来开发，到了80年代，我们开始使用C++，对语言的抽象能力提高了，90年代开始出现Java，语言、开发工具、框架，都在朝越来越简单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