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嬉皮士”传统到“资本至上”观念。西方互联网巨头的缔造者可以约略看作两代人，第一批的代表是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两人都是1955年出生的，是受到反战思想影响很深的一批年轻人。上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反越战运动，乔布斯还不是一个被主流嬉皮士接纳的青少年，但他自己认为深受影响。
而之后的一代互联网巨头以拉里·佩奇（Larry Page）、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为代表，他们身上很少有反战观念，而表现出很明显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年轻人的市场至上、资本至上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点。
第二，理解了这些大公司的精神源流，我们就可以理解它们目前的状态：
1）在澳大利亚要立法把Facebook作为媒体监管时，Facebook通过封锁澳大利亚的媒体和政府官方账号，逼迫澳大利亚修改立法，给予豁免待遇；
2）Facebook操纵选举已经不是新闻，就在美国大选前几个月，英国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使用来自脸书的用户数据操纵了英国脱欧（Brexit）公投，令脱欧派意外获胜。
3）最近的例子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他尚未卸任之前，就已经被脸书和Instagram（也是脸书的下属企业）强行封杀了账号，尽管4年前脸书曾经帮助他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在支持特朗普竞选的“阿拉莫项目”（Project Alamo）中，来自脸书、谷歌、推特等几个主要社交网络平台的顾问在圣安东尼奥的同一间办公室并肩工作，其中脸书是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和投放渠道。阿拉莫项目在数字广告上投放了大约9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向了脸书。
因此，包括扎克伯格在反垄断调查中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质询时，场面极其尴尬，虽然扎克伯格始终不正面回答议员的问题，但美国政府实际上没有对其作出任何处理。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政治实体并不需要物理领土，汉撒同盟没有领土，梵蒂冈也没有领土，网络政治实体也是如此。Facebook的GDP如果在正常国家中排序，应该是在60多位，在厄瓜多尔和斯里兰卡之间，它是一个有相当能量的政治实体，拉里·佩奇、扎克伯格、马斯克这些年轻一代的互联网巨头已经明显表现出希望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政治主体的倾向。
2018年，扎克伯格出席美国国会反垄断听证会
观察者网：最近我在采访中得到一个有趣的观察。中国工信部旗下的非营利组织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正在为打造面向物联网的、新的全球基础软件底座努力。来自这个基金会的罗未表示，他们这群人实际上不是出于“特别爱国”的动机，而恰恰是在“互联网精神”的感召下，跟随美国自80年代起不断推进IT技术进步成长起来的，但在今天，当我们自己要做这种顶层设计的时候，突然发现，美国的“互联网精神”并不纯粹，其中确实有政治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