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回应治理。在实施治理行动后，民间会有某些反响，管理层会关注民间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治理模式一直都是这么一个过程，既不尝试一刀切把问题彻底解决，也不任由利益群体无序博弈自发形成规则，而是一个有引导、有实验、有回应的过程。
观察者网：如果从数字世界的治理角度来说，反垄断可能也不是唯一的维度？
熊节：我认为反垄断更多是一个经济上的维度，而伴随互联网诞生产生了一个“狗与狗绳”的问题，互联网平台通过在数字世界的开疆，在经济上取得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它们垄断的是流量，流量可以搭载很多东西，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
我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反垄断更主要的是反流量和数据的垄断，也要避免在意识形态阵地上产生一个法外之地。这方面，一是要对民营互联网企业加以管控，避免流量导向无序；同时要对广电进行改制，让它能占领互联网的阵地。
另外一个维度可能是金融上，虚拟经济要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管控系统性风险。这些年，部分互联网企业总是就是想把互联网搞成金融，搞非法集资，搞无保证金的高杠杆融资等等。
观察者网：是不是也担忧互联网平台与资本无序扩张结合，会破坏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比如点出互联网企业不要去抢卖菜的生计？
熊节：干互联网的要去卖菜，第一，这个生意做不了，赚不了钱；第二，如果真的愿意做，比如说做社区菜店，也没什么不好。从根上来讲，信息技术是一个去除中介的技术，去除中介的同时，也消灭了本地性。这本身不一定是坏事，比如从餐饮和社区零售行业角度，这能够增加供应链和食品安全性。
风险在于，消除本地性使垄断变得更容易，谁掌握了流量，谁就有可能从流量入手，垄断其他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最近受到反垄断处罚的某公司，他们的做法是逼迫本地店铺上点评，店主不存在不上点评的选项，上了之后就会有差评，几乎必须掏钱刷评价，一个本地的店铺，几乎被迫全国化，甚至全球化。
更大的问题是，互联网平台并不是想卖菜，想做的还是金融，通过社区零售挖出一块新的流量，用这一块流量去融资，融资以后再搞一点金融杠杆，把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就可以跑路了。这是互联网公司过去10年来已经轻车熟路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