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偶发复杂度，帮助人聚焦必然复杂度，简单来说，就是尽量让IT工作者聚焦在业务本身上，不用太关心技术工具问题。现在，编程并不是难题，真正的难题是把一个问题以完完全全逻辑的清晰的方式表述出来。
另外一方面，对从业者的社会性要求在不断增加，一是项目协作的规模在增大，二是每一个系统影响的规模也在增大，那么涉及到的人将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已经向IT界提出了迫切要求，就是IT的从业者要更多地理解业务和社会。
往小了说，团队高效协作并与每个人技术好坏关系不大，而是关乎在有一定技术基础保障之下，大家能够更好地协同合作。往大了说，IT的从业者要更多理解社会意义，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些工程师被抓，因为他们在做一些赌博网站或者色情网站，又比如小额贷款，这个概念从2011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冒头，但直到2017年才真正开始治理，在这6年期间已经有很多受害者了。
政府的治理无法达到问题一出现就解决的程度，行业本身还是要有自我监管和自我提升的觉悟，不能完全依靠外部监管。我们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处理技术细节，这些技术人员是最了解行业的人，如果他们对社会目标有基本认知，能够把整个行业变得更好。
观察者网 ：最后讨论一个赵燕菁老师曾提出过的问题，实践中如何区分互联网大公司是“平台公司”还是“社会公司”？如何辩证处理互联网大公司垄断的现象呢？
熊节：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分界线，就是在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数据作为要素，我们要清楚数据是谁创造的。比如说，工矿企业产生了很多数据，该数据无论对矿上施工或者其他施工都很有价值，而这个数据是矿自身所产生的，工矿企业从中获益是天经地义。而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是谁产生的？是9亿网民产生的，那么这些庞大数据的所有权、治理权和受益权又要如何分配呢？
如果说，数据是来自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网络效应和流量，那么数据价值的经营应该由具有公共事业属性的平台来接管，而在这个平台之上所提供的服务，那么就应该交给社会和市场经济来解决。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遇到的新问题，因为在马克思时代是没有数据和互联网空间的，但在当时有殖民地，马克思对于殖民地很多观念都适用于互联网空间。
所以，我们有了一类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关系，就是用户在每天使用互联网工具时，他们也在创造数据，也在进行生产，创造价值。围绕着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关系，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突破，这就需要和新技术的紧密结合以及双方的交流互动，才能产生出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