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一些技术专家，他们想通过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来分配，结果互联网巨头根本不理他们。
中国的办法其实很简单，14亿人创造的数据价值，就应该是全民所有的资产，我们有一个代表全民的经济主体，也就是国资委，可以管理这块资产，我认为这是个大方向。
观察者网：相对于西方，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以及与互联网巨头的博弈能力上，您认为力量对比情况如何？敏捷能力、基建能力、人才争夺等方面，有哪些优势，劣势？
熊节：我觉得中国党政体制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出发点非常重要。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国家为什么一直治理不了互联网企业？以美国为例，比如民主党来执政，他们的金主就是硅谷，老百姓凭什么相信民主党能治理呢？
第二，治理模式。回应治理和实验治理的方式很有时代精神，强调能力、实验和迭代，成效也相当快。中国政府能够在5年到10年的长周期中围绕着这种治理的模式和能力，反复实验并听取回应，这一点在大部分选举制的西方国家中是无法办到的。
第三，基建基础。我们必须看到，互联网空间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延伸，这种延伸有很多种，比如说物流、通讯、制造业、义务教育带来的劳动人口素质等等。比如外卖员，实际上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这位年轻人必需能阅读、能熟练使用手机、适应城市交通、跟客户和雇主流畅交流。如果没有普及教育，这都不会发生。
信息基建也要特别强调一下。从2000年的18号文开始，中国的信息基建完全是由政府拉动的，2003年的电子政务建设工作的“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工程，打下了国家信息化的基础。一方面是系统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是人才和市场的基础。以杭州为例，阿里巴巴早期有很多技术骨干参与过政府信息化项目，很多都是“十二金”工程中锻炼过的人才。如果人才储备没有政府导向来拉动的话，是很难实现的，这一点是中国的主要优势。
西方优势方面，我认为前沿研究领域，西方还有一定存量优势，比如说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5年前，美国在人工智能算法上比较先进。现在来看，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重要性正在降低，中国的数据量大，即使算法没有那么优秀，也能喂出好的模型。另外，美国在科技领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还能从全世界吸引顶尖人才。但综合来看，我觉得西方在引领数字化发展上，已经并没有特别的优势。
辩证地说，这个问题又对中国构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看过漫画“摸着鹰酱的屁股过河”，我们摸着西方的屁股过河已经过了几十年了。现在，大家要认清楚一个事实——西方已经开始落后，我亲身经历，在芝加哥或者纽约城里拐一个弯，手机就没信号了，在这种环境下，怎么可能在数字化领域引领世界？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已经是全球最前沿的了，中国需要探索自身路径，习惯于少看西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