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经济实力同步，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尽管它仍然不及美国军事力量先进，但显然已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越来越能集中力量限制美国直接应对其周边突发事件的能力。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中国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的争端中也越来越自信。
尽管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的政治开放性并没有同步取得进展，还削减了香港的自由。
最后，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GDP的规模，中国必然是围绕全球公共产品（例如气候变化、应对疫情和经济发展）进行多边合作努力的核心。中国也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并且正在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燃煤发电厂提供资金。像几年前的SARS一样，这次COVID-19病毒也首发于中国，要想应对未来的疫情，需要与中国密切合作，建立更有效的全球机制。另外，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官方债权国。在疫情衰退期，许多贫穷国家面临着为公共服务融资和偿还债务的难题。帮助贫困国家需要多边共同努力，而这离不开中国的重要参与。
中国并不是纯粹的合作伙伴或竞争者或挑战者：它是三者的总和。要有效应对这种复杂关系，政策制定者得摒弃单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的简单思维。他们得放弃试图瓦解中国的治理结构或者单方面给中国施压阻止其崛起的旧有观念。相反，决策者需要制定适合当今中国的方法，以便应对它对美国的未来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
现有政策的局限性
·缺乏连贯的政策程序
特朗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解散了其继承的体制架构，而这个机制是用来确定政府的优先事项，并对中国执行统一的国家战略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即兴的方法。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关键声音，如副总统迈克·彭斯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对中国一贯持强硬态度，而特朗普总统经常在愤怒与和解之间摇摆不定。他选择何种态度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他当时的优先事项——包括朝鲜问题、贸易战、股市波动、中国在新冠全球大流行背景中的角色，或者他个人的连任前景。
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支持者称赞这样做可以使中国措手不及。他们还认为，特朗普很聪明地一边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直接联系，一边使自己的政府成员对中国采取更加公开的对抗姿态，这实际上是在玩一个唱黑脸和唱红脸的游戏。所以按这个逻辑，特朗普本人可以有借口不追究中国在新疆或香港的做法，因为他的政府成员可以同时通过公开声明，明确表示美国反对这些行动。
不过事实上，美国并没有能力保持两种不同的对华政策（即总统实行一种、而其他政府人员实行另一种的两面政策）。美国对中国只有一套政策，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中，最高领导人之间传递的信息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因此，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特朗普提出的美国政策明显缓和，然后在2020年，当特朗普意识到新冠将给他的连任带来巨大挑战后，其政策转向了另一个极端。2020年2月，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完成、新冠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影响，特朗普切断了他与中国领导人的联系，并授权政府制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