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离岸制造业将重新回到美国，这种想法是幼稚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没有推动离岸制造业回到美国，仅仅是减少了制造业就业。为了振兴包括制造业的美国经济，需要在贸易领域之外采取措施，包括对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改革移民政策、加强从学前教育到大学教育的投入、进行税制改革，使得生产减少向海外转移。
大多数经济体应当开放贸易、投资、共同研究和学生交流。美国在劳动力、大学教育、知识产权保护、深度资本市场、移民输入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公司和工人可以做得更好，并从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获益。
·关于全球公共事业的协调
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在外交政策规划上有一个明显区别：拜登更支持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多边合作而非单边工作。拜登政府很可能会重新加入（1）《巴黎协定》，以争取更快地减少全球碳排放；（2）世界卫生组织，以控制造成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并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好准备；（3）更新的联合国-伊朗协议，以防止核扩散。处理这些及其他全球性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水平问题、政府对网络运营的限制问题（例如防止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美国与中国进行紧密合作。
由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着可能的合作空间。当中美合作由共同利益驱动之时，这种合作就不必视为在整个中美关系视野下美国力量的削减。在共同利益推动下进行优先合作不会改变整体关系的竞争性质，也不会阻碍美国反击中国的相关行动。
目前，全球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解决疫情扩散和经济衰退造成的贫穷国家的危机。发展中国家在满足其公共卫生需求、提供其他公共服务和偿还债务方面遇到了困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官方债权国。在2020年，中国与20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合作，暂停了债务偿还，这是很好的第一步，尽管只是一小步。许多国家将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项目援助和债务重组。又因为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股股东，中国是众多国家债务减免的关键，所以中美两国必须在此问题上共同努力。
除了这一眼前的危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准商业利率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借贷，而这一利率的规定缺乏透明度，也未遵守相关标准。甚至美国的亲密盟友也从中国借钱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传统的西方国家的捐助基本退出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从私营资本处融资利率极高。与其敦促各国不要从中国借钱，不如增强自身能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从这些项目中获利，同时也推动中国更多地开展多边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