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的“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的“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与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协议，但是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所以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美国推动的“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浪潮的冲击下，在美国一些机构的直接干预下，南斯拉夫知识界的公知主导了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导致整个南斯拉夫社会完全被西方话语忽悠。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为此，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亚共盟于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
1990年7月，南斯拉夫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和上海差不多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
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至少25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20年后，我又踏上了旧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里布坐长途客车进入那个曾经令我十分心动的贝尔格莱德。
如今的贝尔格莱德（资料图/新华网）
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20年中，塞尔维亚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引来的北约的密集轰炸。
我抵达的那个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长途汽车站，仿佛是20多年前中国的一个县级汽车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卖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个人走过来拉我坐他们的计程车，还有要换外币的等等。但出了车站，贝尔格莱德还是一种大都市的气派，宽阔的街道、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咖啡馆、衣着得体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橱窗摆设给人的感觉已经大大落伍了，还有北约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