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撒切尔当时讲得非常清楚，说南斯拉夫是布尔什维克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要粉碎它。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定要拔掉这根钉子。所以在南斯拉夫，它是完整的“颜色革命”的套路。

当时我跟南斯拉夫的朋友也这样交流的，我说你现在回头看，即使退一万步，西方模式是个不错的模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模式对你是不适用的，你要是采用这个模式，南斯拉夫是要解体的，这个后果你们想过没有？考虑过没有？都没有，真的完全是一种浪漫主义，以为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结果什么都解决不了。

潘光：我记得1988年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来了一个南斯拉夫学者，他的整个思想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美国来学习西化。过了几年，我碰到他，他说这个路走错了。他举例子，他在大学当教授，（原来）他们的教研室里有塞尔维亚的，有克罗地亚的，有斯洛文尼亚的，大家像一家人；现在都像仇人一样，打到后来就是互相斗争。这些事情想起来都非常悲惨。

张维为：实际要放到中国的话，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了。你看我们新疆，连着好些年出现恐怖主义事件，但我们党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始终强调这是少数人，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子，不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汉族是一家人。我们是这样做的，而他们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是强化对抗，强化种族矛盾，强调差异，强调你杀了我我就要杀掉你，这就出大问题了。

潘光：最后就是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了。

主持人：在铁托的时候，他可能做了很多经济方面的决策，这些决策不是根据市场规律来的，很多就是计划经济。张教授举了个例子，造了很多“政治工厂”，各个板块之间也没有良性的互动，这样就会造成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整个南斯拉夫当时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张维为：已经非常难了。因为在我们1986年去南斯拉夫的时候，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非常弱了，基本上只有国防和外交了。这特别意味着中央政府手中没有财政了。

实际上我们也从中汲取了很多教训。比方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一度是搞财政包干的，结果发觉中央政府的钱越来越少，地方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后来搞了分税制，就是建立完全新的税收系统，一部分税收百分之百归中央政府，一部分税收百分之百归地方政府，还有一部分税收由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共同分享，中央财政就慢慢起来了，解决了当时国家能力太弱的问题。

潘光：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党的领导，还有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就不怕这些问题。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我们牢牢地把住，千万不能有一个漏洞。我觉得南斯拉夫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关没把好。经济关是次要的，政治关没把好，经济关就一定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