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外交政策短视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去年7月发表的一次讲话，他大声疾呼：“我们作为世界上热爱自由的国家，必须促使中国改变”，其中包括“赋予中国人民权力”。
2020年7月，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前的演讲，被称作是“新铁幕演讲”。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然而，唯一可能导致中国人民改变的，就是对某些内部事务的不满情绪。外界尤其是美国对这种不满情绪的煽动，不太可能有所帮助，甚至不会造成任何改变。此外，美国的盟友也绝不会支持这种做法；近几十年来，政权更迭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制胜策略。
最后，像蓬佩奥这样夸夸其谈的言论完全起了反作用，这些言论反而指出境外势力颠覆中国的威胁性，从而有理由日益加强国内的安全措施，也更容易团结中共精英来对抗外部的威胁。
2020年初，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冠肺炎在中国的爆发，中共处于守势。但到了年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新冠肺炎的混乱管理，中共强调这证明了中国制度固有的优势。
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已不用再害怕美国可能对中国及国内官员施加任何制裁。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足够强大，可以经受住这样的制裁，党也可以保护官员免受任何影响。此外，其他国家不太可能采取美国这种单边制裁的方式，因为担心中国会报复。
尽管如此，中共对关于少数民族的国际舆论仍然比较敏感，这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全球品牌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在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在内的国际论坛上越来越活跃的原因。在这些论坛上，北京争取到了自己的支持者去抵制长久以来确立的普遍人权原则，同时还经常攻击美国自己涉嫌违反这些原则。
中国还致力于实现自给自足，以防止华盛顿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之后，利用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来阻止中国的崛起。这一推动力是中国“双循环经济”的核心：从依赖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将其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并计划依靠自身作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来吸引外国投资者和供应商。最近还宣布了一项新的技术研发和制造战略，以减少中国对某些核心技术（如半导体）的进口依赖。
这种方式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更重视政党的控制权和国有企业，而非勤奋、创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私营企业。恰恰是私营企业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做了主要贡献。为了应对已有的来自美国的外部经济威胁、以及长期影响中共权力的私人企业家的内部政治威胁，如何在不压制商业信心和活力的情况下加强中央的政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