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无法控制投资下降的原因同样显而易见。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这意味着，它的发展变化受制于私人资本家的决定。如果这些资本家决定不投资，经济就会陷入衰退——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但美国没有足够的国有企业来抵消这一影响，因此，所有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为了美国宏观经济的抗风险机制的弱点。
与美国的情况相反，图9呈现了2007-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所发生的情况。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实际GDP增长20.0%。可以看出，中国固定投资并没有出现美国式的下降。相反，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增长8900亿美元，超过GDP中的其他构成要素。
图9
相比之下，居民消费总额增长5110亿美元，政府消费总额增长2330亿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固定资本折旧为3560亿美元，因此，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5340亿美元。2009年，中国资本存量明显高于2007年，增强了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这与美国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固定投资没有下降的原因也很清楚。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国企和主导其金融体系的国有银行。2007年之后，政府投资和国有银行对私人投资提供融资被用来防止固定投资下降——提供了比美国更强大的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事实上，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产出在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这反过来限制了其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
因此，正是中国国企的实力通过防止投资下降，阻止了经济衰退，并确保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优于美国。中国国企赋予中国的宏观经济实力，确保了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高效率。
面对疫情冲击，“国家力量”出手是关键
我们再来看看新冠疫情期间的经济状况，如图10所示，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美国。2019-2022年这三年间，中国GDP增长13.3%，美国GDP增长5.2%。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2.5倍多。
图10
图11呈现的2019-2022年是美国GDP构成变化比较。与2007-2009年一样，居民消费总额大幅增长，达到2970美元；政府消费总额也增长581美元；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也增长8380亿美元，但这不足以抵消8480亿美元的固定资本折旧。也就是说，美国固定资本投资净额下降100亿美元——显然，在2019-2020年期间，美国资本存量并未显著增长，而且可能根本没有增长，甚至略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