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问题在于，美国民众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外交政策：美国须与英国结为紧密联盟，美国须承受全球军事扩张所带来的成本，而且把全世界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是颇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做法。当时一位参与外交政策讨论的人士指出：“就盎格鲁—美利坚人的性格来说，在这一外交政策上获得他们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能够获得某个强有力的组织的支持”。

这其中的问题在于，美英两国必须做到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被贴上帝国主义标签。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战略规划专家们最初并没有把创建国际组织的方案纳入考虑，他们觉得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那样的组织其宗旨含混不清且过于理想化，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可是在1942年，也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的诸位专家被美国国务院纳入重新启动的战后战略规划机构的那一年，他们发现创建某种新型国际组织的确有其好处：他们意识到创建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在说服美国公众接受美国外交政策转向这一问题上，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与此前的国际联盟不同，联合国能够通过由英、美、中、苏四大国（以及稍后加入的法国）所主导的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来集中行使“警察”权力。的确，联合国里面还有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这一机构，不过按照罗斯福政府时期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的说法，联大只是“一个用来对那些小国表示慰藉的小礼物”。

在1943年1月举行的一场长达2小时的听证会上，萨姆纳·威尔斯向罗斯福总统保证，美国加入联合国并不会对这位总统塑造战后世界秩序的工作构成干扰，由四大国组成的安理会将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扮演关键决策者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四大国负责在联合国做出重大决策，罗斯福总统甚至认为并不需要为联合国设置一个永久性的总部，他认为联大可以一年召开一次，以便让那些小国发发牢骚）。

自那以后，组建联合国的工作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至少在策划发起成立联合国的那些战略家们看来是如此。1944年，在秘密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大国敲定了新组建的联合国的一些具体细节。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公开会议上，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加入了就成立联合国进行的对话。来自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要求进行一系列重大改变：他们希望联合国能够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他们对四大国否决权这一设置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还希望推动联合国就人权问题发表声明。

不过，四大国还是为自己保留了否决权，以避免旧金山会议上提出的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修改的各种方案获得通过。四大国的外交部长们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Edward Stettinius Jr）的家里，召开了会议并就一些重要议题达成了共识。虽然四大国为了维护联合国“自由主义堡垒”的声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了妥协，但联合国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绝不可能对大国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单边行为造成干扰。如果美国想在某地部署军事力量，他可以把此事交予联合国通过并借此使自己的军事行动合法化，而联合国绝不会对美国的单边军事行动造成任何实质性阻碍。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把这一安排戏称为“工具性国际主义”（instrumental internationalism）。甚至连美国国会中那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这一点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