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美国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希望保持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优势以维持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而且，美国军事霸权在战后黄金发展时期对普通美国民众经济状况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在当下这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贫困率不断攀升的时代，仅仅2020年5月至今，就已经有800多万美国人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了贫困。很显然，普通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差。美国精英阶层正在大量囤积资源（不妨了解一下美国对产油国的军售情况），那些资源更好的用处其实是被投入到大范围经济改革中去。此刻进步派人士应站出来发出声音：不断扩张的国防预算正在使情况日益恶化。

当精英们意图推动美国掌握军事霸权时，他们能够利用上述论据中的某一点或全部三点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支持。史蒂芬·沃特海姆从没有说过自己的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一部美国草根政治发展史，这本书也的确无法为我们描绘美国政治在更加宏大的社会图景里面的发展状况，那样做是极端困难的。我们无法确定这三点论据当时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了美国民众的内心，也无法判断它们当时在美国社会上的影响力如何，而对于这三点论据被接受的程度及其社会影响力随时间推移是如何变化的，我们更是无法给出答案。

如果我们希望进步外交政策真正在美国获得推行，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让其获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只是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为论据对海外军事行动进行简单的批判是不够的，解决气候变化和全球不平等问题的国际努力并不会因此就自动获得合理性。而且那样做反而会给那些希望对孤立主义大加批判的人们以口实，那些人会借此重新宣扬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不可替代角色的陈旧论调。

也许，重新构建“美国责任论”的话语体系能够为我们开辟一条新路。在这一新的话语体系中，我们不会再把“领导地位”、“军事霸权”这样一些元素添加进去。美国若就此推行一套负责任的全新的外交政策，我们便能够把资源重新分配到诸如全球减贫、气候变化、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等真正需要那些资源的领域中去。届时美国国内的人们也将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贫困、失业、疾病等那些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威胁。到那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把新的利益攸关方纳入进来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责任论”中的“责任”不但意味着集体决策（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同时也意味着位高者应以高尚的道德去履行自己的义务（noblesse oblige）。

当然，制定这样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说的确显得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了。不过好消息在于，美国的国防预算规模十分庞大，美国统治阶级的未税收入也数额惊人。推行一套负责任的外交政策需要资金作为支撑，同时也需要有人为此作出牺牲。对政治冷感的美国民众对军队却十分推崇，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美国人并不会拒绝对那些“耗资巨大且资金并非来自全民而是不公平地取自某一群体”的事业给予支持。正如史蒂芬·沃特海姆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历史的描述所揭示的那样，一切就看你如何向公众推销自己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