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沃特海姆这本书很显然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在后冷战时代里，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已经被无休无止的战争、金融危机、地缘政治紧张关系以及当下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彻底劫持了。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强烈反对全球化进程，中间势力希望世界回到“自由国际主义”状态，而左翼进步派则希望美国能放弃帝国主义道路，我们今天的国际体系以及美国在这一体系中的角色正再一次面临重大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排除美国推行一套全新的、能够获得新的政治联合势力支持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

史蒂芬·沃特海姆的研究工作事关如何重塑美国今天所面临的这个时代，作为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the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这家新成立的智库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理念与该智库“推动美国外交政策从无休止战争向积极外交转型”（move foreign policy away from endless war and toward vigorous diplomacy）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昆西治国理政研究院由科赫基金会（Koch Foundation）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执掌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共同出资成立，旨在“抓住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机会把美国进步派和保守派中有相似立场的人汇聚在一起为美国外交政策指明一条理性、良善的道路”。《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一书所揭示的历史细节让我们意识到，美国社会所秉持的那种“作为送给全世界的礼物，军事霸权体现了美国无私的利他主义精神”的观念是多么荒谬。

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可以为我们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线索；不过做到这两点还不够，我们还应当搞清楚，该如何让我们希望推行的那些新的外交政策真正发挥政治效力。史蒂芬·沃特海姆的这本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理念如何获得接受的故事——一种外交政策理念不但获得了合理化解释，而且还被每个美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但这本书并没有就今天我们该如何操作提供太多指导。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公众还没有参与重大政策问题的讨论（民主、共和两党曾达成君子协定，不在1944年大选中触及联合国问题）。虽然智库更接近权力阶层，但在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大量分析人士对民意调查进行研究。其实，真正关键的是政治精英们对美国民意的揣测。到了1945年，他们已经很确定，如果把军事霸权用“自由国际主义”加以包装，美国民众就一定会接受。

在书的末尾，史蒂芬·沃特海姆转而对美国当下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把1945年的精英共识和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自鸣得意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他这样做并不难理解，解构美国政治文化正是他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所在。在他看来，在国会里围绕国防预算具体数字发生的争吵是无足轻重的，庞大的军费开支本身就已经说明美国政治精英们对掌握军事霸权是怎样的态度了；此外，与政治精英们自认为可以公开支持或反对什么相比，美国民众对冷战冒险主义的看法也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就这样，美国政治精英在军事霸权问题上的深度共识，已经使人们无法再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