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今日美国的现实。那些希望在外交政策领域实现民主决策的人，也许应该把自己与美国社会的态度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例如，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都希望美国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这个民意说明了什么？史蒂芬·沃特海姆最近在英国《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说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已经在国内激起了强大的反对声音，美国官方共识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这对那些希望美国外交政策走上进步道路并转而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和全球不平等问题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机会之窗”。

我希望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我们并不能排除“四分之三”这个高比例也许与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没有结果、没有尽头的灾难性战争本身有关。也许当下美国社会对海外军事冒险主义的厌倦心理，并不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而仅仅是人们对战争失败的一种情绪表达。其实这种情况曾多次出现（如越战时期），一旦情况变化，美国社会就又会重新团结在战旗之下（如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

而且，即便“四分之三”这个数字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军国主义的深刻厌恶，我们也无法明确做出“美国将奉行更具国际主义色彩外交政策”的判断。其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数字反映了美国民众对世界事务的一种“自私”的抗拒，因为同一项调查发现，7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优先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调查结果呢？这要看优先解决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内问题”以及问题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不过，这应该无助于气候变化等真正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若要在美国打造新的政治联合势力，我们就必须搞清楚美国民众为何一直以来愿意忍受美国政府抓住军事霸权不放的政策。无论这个政策多么体现精英主导，无论上世纪40年代那些精英向美国公众如何欺骗性兜售其军事扩张政策，美国社会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抵制态度。史蒂芬·沃特海姆在书中暗示，这其实是因为那些战略规划专家对美国人内心深处的某种自我认知进行了利用。他写道：“美国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国家——这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无需证明的公理性的认识，是他们内心国家认同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仅仅是美国人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或国家战略那么简单”。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但史蒂芬·沃特海姆并没有在书中把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精英的话语体系中，他们为了对夺取军事霸权战略进行合理化解释找到了三个具有不同来源的论据。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三个论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众的接受，但是由于其中每一个论据都有其政策上的意义，对它们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地位进行分析还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那些希望搞清楚美国当时为何没有走上进步外交政策道路以及今天是否可能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来说，进行这样的分析是尤其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