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论据来自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观念，即“强者有义务帮助那些不那么走运的人”。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很显然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许多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对全世界担负有某种责任。传媒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和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战后世界秩序问题上出现了很明显的分歧，亨利·华莱士认为应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人民的世纪（a globalist People's Century），而亨利·卢斯却主张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世纪（capitalist vision of an American Century）。不过，他们二人都认为美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形成负有责任。亨利·卢斯指出：“无论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美国都对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负有责任”。而亨利·华莱士认为：“就像一个18岁的男孩无法避免成长为一个成年男子一样，美国也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责任”。
史蒂芬·沃特海姆所著《明日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Tomorrow,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一书封面
这其中真正体现技巧的一点在于如何把履行美国肩上的责任与打造强大军事力量进行挂钩，德国慕尼黑发生的反抗独裁者事件，为这种挂钩提供了很好的助力。曾负责向美国公众推销联合国的助理国务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上世纪3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他指出：“自由主义者应该有强壮的肌肉作为支撑，这样才能履行与邪恶抗衡的义务”。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认为持反战思想的作家们是缺乏责任感的，并就此与文学界的同僚们分道扬镳。
就这样，和平主义者成了弱势群体，而那些行动派在社会上占据了显赫位置，美国通往军事霸权的道路变得越来越平坦了。美国民众很感谢军队所做出的贡献，他们认为美国军队是奉献、责任和无私利他精神的践行者。对于今天那些希望美国能走上进步外交政策道路的人们来说，没有必要对“美国对世界负有责任”这种观念进行批判，他们更应该解决的难题在于如何让“履行美国对世界的责任”与“打造强大军事力量”这两者实现脱钩，他们应该积极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美国对世界的责任不应仅仅表现为强制力的使用，还应表现在对全人类公共利益的投资上。
这就涉及美国精英上世纪40年代对军事霸权战略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第二个论据了。此前西方有一种家长式的观念，认为“文明”国家对自己的殖民地负有义务，而美国精英们内心也有这样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可以被视为上述家长式义务观念的一种发展，其发展历程包括殖民美洲大陆时期以及对加勒比海地区和太平洋一些地区实现占领的距离我们较近的时期，即横跨盎格鲁-美利坚民族四处扩张占领的整个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