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先是单方面直接宣布要废除原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然后又策略性地分别与墨、加举行双边谈判，向对方提出苛刻条件。在与较弱的墨西哥谈判中取得突破后，缩小加拿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并使之屈服，最后达成一个三边协议。
美墨加协议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美国却武断附加不合理的限制条款。众所周知，毒丸条款不是为美国争取利益，也不是占墨加的便宜，只是为了压制美国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用意极其恶毒，手段极其卑劣，态度极其嚣张。
可以说，这个协议，满纸写满了压榨和逼迫，是美国利用垄断力量实行霸凌主义的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二选一”，就是市场霸凌，就是“毒丸”条款。在国际关系中，我们痛恨霸凌，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又怎能容忍市场霸凌！反垄断法，就是企业的权利法，无论大小，都有自由经营的权利，都有免受霸凌的权利。
垄断者的腐化
1907年7月6日，面对444名证人、1.2万页的证词和1903项针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指控，洛克菲勒淡定地反驳道：“我给美国人带来了光明、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我带来了繁荣。你们说这是垄断，我说这是企业的自由行为。”绝对的财产权和缔约自由，是保守派理论家们一直高举的大旗，然而这自由绝不应该包括有践踏其他个人和企业的缔约自由。
1944年1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经济权利法案的概念，也被称为第二权利法案，其中提到，“每一位企业主，无论大小，都有在国内外免受不公平竞争和垄断支配的自由经营环境之权力”。拜登在7月9日的讲话中，引用了罗斯福总统77年前的这段讲话。企业的经营自由权是不能妥协和牺牲的基本权利，即使是以增加消费者福利的名义，也不能以基本权利为代价。
反垄断的“价值判断应以消费者利益为准绳”，这是此前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判定垄断行为应该采用的标准，这样的逻辑看似无懈可击，实则是芝加哥学派坚持的“消费者福利标准”的中国信徒，其要害就是将反垄断目标确定为单一的消费者短期经济利益，而完全忽视其他目标，如市场创新、消费者长期经济利益、市场的多样性、其他企业的权利等等，无可讳言，正是这样的观念影响了国内此前的反垄断执法。
有人认为二选一是保障消费者利益
阿里没能压制住京东的壮大，甚至都没能遏制拼多多的崛起，垄断力量或许并没有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么无所不能。森林中的所有树苗都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权利，但不应该包括在四周盖上石板而独享阳光雨露的特权；当然也不能因为厚厚的石板裂缝里确实长出了几株顽强的绿色生命，就忘记了石板下面本该是一片大得多的生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