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出于多种原因，在有些方面我们的能源支出还很高，但平均支出已经降低了很多，举例来说，可能每度电的价格还是很高，但平均支出是降低了，比如说换灯泡之类的，这种维护方面的花销日复一日地减少，反而节省了更多成本，所以政策还是很重要的。
我再举几个例子，在加州，你如果要买电视、电脑之类的设备，需要额外付一笔4到8美元的回收费，这笔钱会被作为专款，当回收公司处理电子废品的时候，他们每处理一磅废品就能从转款里面提47美分，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补贴回收业。2005年，加州环境保护局启动了这项计划，当时我还是环保局局长，到今天加州已经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回收产业，每年处理几百万吨电子废料，回收产业提供了就业机会，废品中有数量可观的金属和塑料，甚至还有完整的电脑部件。
这些材料都可以被循环利用，正是政策扶持了这样一个庞大产业。当然，技术水平也同样很重要，在我担任环保局局长时，根据一条新出台的法规，我们需要降低汽车的碳排放，而类似的法规之前从未出现过，这也正是环保局的职责所在，我们要证明环保局提出的要求，以及给汽车行业定的标杆，在技术和经济层面上都是可行的，这个可行性是我们必须要确保的，这也是普锐斯这样的混动车诞生的原因之一，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可行的政策促进了各种各样的创新。
说完了政策和技术方面，我最后想谈的一点就是金融措施如何助力环保，在我们着眼于再生能源项目这样的宏观规划时，投资者很可能难以预测市场走向和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汽车电动化还是其他宏观层面的方案，它们的风险和影响都难以预料，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经常和金融机构打交道，从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的慈善家到形形色色的投资者，他们都希望通过混合融资来投资气候项目。
不久之前，我们才成立了“次国家级气候基金”，这是一项总值7.5亿美元的投资基金，之后还会有一笔专门针对印度的20亿美元的追加投资，我们正在斥巨资投资当地的气候项目，
但这7.5亿美元中有20%是由诸如绿色气候基金这些不求回报的投资者提供的，他们承担了前期的风险，让投资项目变得更有利可图，从而吸引占多数的常规投资者以及养老金之类的投资来源。
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正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开展废品回收项目，这个邦有18座城市，可能从来没有过类似的项目，但得益于莫迪总理的政策支持，我们的工作才得以展开，在很多地方都有落点，但现在当地小城镇的垃圾量快要超出填埋场的处理能力了，我们和这些城镇合作，将这些垃圾回收利用，另一个在印度落地的环保项目则是SATAT项目，协助印度发展生物燃气工业，因为印度本身的油气资源很少，就像维贾伊刚刚提到印度正在加快油气开采，但有机废料也可以提取生物燃气，特别是厨余垃圾和农业废料，这类原料中可以提取甲烷，从而为各类车辆提供动力，甚至德里大街小巷的“三蹦子”也能用，所以说政策不仅能够指导技术进步，也能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