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最近，一些服装业品牌持有企业通过自己成立的一个叫做BCI的行业协会，发布了对新疆产棉花的“制裁”决定。关于此事的评论已经不少。近几天，又出现了一些关于“商人秩序”与“主权国家秩序”哪个优先的讨论。
实际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还是帝国史研究中，这个二元对立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便已有许多研究进行过深入讨论。仅仅看依附理论学者们的讨论，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与欧洲现代工业国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附关系。
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全球扩张不但构成了一个商品、人员、资本全球流动的网络，也对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内部政治形成了彻底的改造。经过新兴资产阶级改造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得以通过舆论与大众民主政治的形式，将资产阶级的意志包装为“国家意志”，并借助国家机器的协助，向全球投射其霸权。
波兰尼的“嵌入”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理解，帝国主义全球网络中资本与霸权国家依附性关系。以笔者相对熟悉的19世纪早期英国“自由商人”为例，他们不但能够在地理空间上，有能力全球流动，而且在纵向的社会空间上，能够在政治、舆论以及商业金融“圈子”中相对自由地活动。
在这个“自由商人”群体诞生之初，金融、工业与跨国贸易资本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联合。当我们仔细考察19世纪英国全球贸易的发展，便能发现，贸易与资本向全球的扩张并不完全取决于英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更多时候是随着“自由商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商业需要在不断进行调整。
随着“自由商人”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崛起，他们也积极地塑造英国政治及其帝国主义政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经常同时推行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政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货品、不同政府，其政策选择均有差异。这种功利主义态度指导下政府与资本的共谋在巴麦尊勋爵臭名昭著的“炮舰外交”政策中体现地淋漓尽致。
在多重力量博弈过程中表现出的帝国主义秩序，同时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在毗邻欧洲的中西亚与非洲，欧洲霸权对于安全的担忧更多时候超越了他们对于利益的诉求。诸如欧洲国家对非洲的瓜分、英俄在伊朗境内通过金融资本进行的博弈、以及英国在奥斯曼中亚地区的军事扩张等，均是国家主导资本配合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案例。而在距离欧洲更遥远的亚洲，资本逐利的需求则占据了更大的空间，国家更多时候需要配合甚至依赖资本。
新兴工业与金融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上半叶的崛起从根本上影响了所谓“第二大英帝国”时期的帝国主义政策。理解这群人的活动及其全球性网络的影响，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所谓“新帝国主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