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二十余年里，新兴资产阶级在英国政治中的影响日渐稳固。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一个联通全球的资产流动与贸易保障网络也基本建成。1869年，就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五年，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开始施工的苏伊士运河正式开通。至此，从欧洲至亚洲的贸易线虽短了近一半的航程，压缩了贸易成本与风险。随之，越来越多的小型贸易商兴起。
苏伊士运河工地，图片来源：wiki
同时，一个由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也已建成，并在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主导的改革下已经运行了6年。此时的中国海关，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于英帝国与中国之外的政治空间。它不但可以越过清朝海关监督，直接与总理衙门协商，也可以越过各国驻华领事，直接与伦敦这一新帝国主义的霸权中心进行沟通。
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这股流动的力量在欧洲之外许多并非传统欧洲殖民地的地区建立起了类似的机构。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破产，在法国与英国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了债务委员会，监管埃及政府债务问题。同时，1878-79年间努巴尔帕夏的内阁中，还直接任命了两个欧洲内阁官员，专门负责监督政府预算。并督促埃及政府用重税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埃及本土以及来自其他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商人遭到重创，本土的手工业与工商业也受到极大压制。相反，在埃及活动的欧洲商人则享有免税的特权，并得以进一步将欧洲工业产品渗透入埃及市场。
这种由贸易而建立起来的全球生产分工一方面将西方工业国家转变为“世界工厂”，并由这些国家的新兴资本家扮演商品批发商与放贷银行的角色。而世界绝大多数其他地区则成为这一网络中的倾销市场、原材料产地与债务人。另一方面，在这张资本全球网络中，非工业化国家中也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分层。
在中国，随着鸦片走私、茶叶及生丝贸易而崛起的一批商人也在不遗余力地尝试对国家进行影响。作为行商的竞争者与替代物，买办既是在“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全球贸易，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与“自由商人”贸易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主义产物。
不过，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命运不同，19世纪中国新兴商人虽然与官员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却并未建立起广泛合作，更未能形成英国那样的政商之间的依赖关系。即便如此，透过家族与裙带网络，买办阶层仍旧能够在地方形成一股垄断势力，并对地方政务乃至官僚任命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