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奥斯曼帝国，这种不平等的全球贸易在其境内促生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部落酋长、城镇望族、官僚与军官等逐渐垄断了由苏伊士运河带来的贸易红利。从珍珠、棉花、椰枣、动物皮毛等各类奢侈品、粮食与工业原材料的出口贸易中获取大量资本。也正是这一群体，成为欧洲烈酒、钟表、火器、家具等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这张由“自由贸易”构建的全球网络开始走向新的阶段。1863年，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怡和钱庄”，开始正式介入金融市场。也就在这一时期，对华贸易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获得了内河航运与内地市场贸易权之后，洋商发现，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与“垄断”并非是阻碍他们盈利的唯一壁垒。虽然他们可以通过炮舰与条约获得一系列特权，但是政策的变化并无法改变市场的口味，更无法增加中国民众对昂贵洋货的购买力。
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主要的西方洋行都开始演变为管理性机构，将重点放在了诸如航运、保险、基础设施以及银行等全球贸易的保障性行业。同样，在北非、中亚、黎凡特、大约旦地区，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趣开始转移到运河开凿、铁路港口与公路建设、以及水电煤气等基础保障设施方面。而这些设施的建设工作其资金则全部来自英、法、德、俄以及后来的日本银行贷款。在半殖民地地区，批准并支配这些贷款的也来自于那些在19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中崛起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由贸易开启的新帝国主义全球化，至此步入了金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