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印度公司前职员威廉·渣甸与詹姆士·马地臣1832年创办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是1833年后崛起的“自由商人”中最为重要的一员。1833年之后，怡和洋行迅速取代了东印度公司，成为了对英茶叶贸易的龙头。其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在商业方面的成功，也体现在其强大的关系网络以及在此网络上建立起来的对政治及外交的影响。
律劳卑在广东的活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乃至于听命于怡和洋行的幕后指示。其影响力还通过类似于麦克维卡这类新兴代理商延伸到英国议会。
与东印度公司一样，怡和洋行这类“自由商人”设立的贸易公司也需通过在英国的代理商销售其货品。麦克维卡最初从事的便是这类代理商生意。
在19世纪的洲际贸易活动中，供货商、贸易商以及分销商形成了一个复杂且微妙的关系网络。三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货品价格、销售网络、以及货品类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三者中间，诸如怡和洋行这类在东亚、南亚、北非、北美、南美等地活动的贸易商受到的关注最多。它们掌握着大量资本、运输船队以及收购网络。
但是，由于其地处英帝国网络的“边陲”，所以需要仰赖在伦敦与英国本土其他主要城市的分销商来帮助他们销售货品、订购最新商船。这类有影响的分销商还协助海外贸易商对英国政府商业、税务及殖民地政策等问题施加影响。同时，在进行纺织品买卖时，这些在英国本土的分销商还承担采购商的业务，向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地的纺织厂主收购布匹，提供给海外贸易商，运送到世界各地销售。也正是这批新兴的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成为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之后在下议院中迅速崛起的一股新势力。
参与签署1839年请愿书的商人绝大多数来自棉纺织业。对华贸易是他们重要的出口对象，也是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核心经济来源。19世纪上半叶，英国棉纺织业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大陆与美国厂商的压力。来自这些国家的棉纺织品正在挤压英国产品的传统市场。这也迫使英国厂商开始迫切地扩大市场、寻找出路。
在1830年前后游历过新加坡、孟买、槟城和广东之后，麦克维卡注意到，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英国棉纺织品的市场。他最初从事棉织品贸易的合作伙伴是怡和洋行。从渣甸与麦克维卡的通信中可以看到，渣甸经常性地还为麦克维卡提供何种棉织品在中国市场受欢迎的信息。麦克维卡也会使用怡和洋行在广州的合作伙伴兴泰行作为货品在中国的分销商。19世纪30年代中期，麦克维卡在中国市场已经有将近四十万英镑的投资，这些投资均由渣甸协助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