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渣甸从迈克尼卡兄弟手中接管了生意。1827年，渣甸将公司与马地臣的公司合并，同时渣甸接任马地臣，担任丹麦驻广州领事。赫林华斯·迈克尼卡退休回到英国之后，与约翰·奥贝·史密斯合伙成立了“迈克尼卡，史密斯公司”，主要从事金融服务，并专门代理怡和洋行相关事务。
1830年代中期，公司协助怡和洋行渡过了几次严重的财政危机。渣甸回到英国之后，该公司又改名为“迈克尼卡，渣甸公司”，但史密斯和他的表兄托马斯·查尔斯·史密斯直至1847年仍作为合伙人留在该公司。
1839年史密斯参与给巴麦尊写的一系列请愿书共有100余个公司与个人联署，勾勒出了一个连通广东与伦敦、利物浦的庞大贸易与金融网络。更让我们能够窥探到一个跨越国境，由鸦片贸易商、金融服务商与政治代理人之间，在19世纪中期新兴资产阶级崛起时，透过议会政治而建立起的“深层政府”的运行模式。
这封请愿书将矛头对准了当时的商务总监义律。请愿者的主要目的是指责义律办事不利，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涉中国政府近期来“破坏自由贸易”的举动。实际上，作为代表英国政府的商务总监，义律与他的前任律劳卑一样，始终扮演着“自由商人”保护伞的作用，并试图代表国家直接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然而，中国方面，自律劳卑上任以来便始终坚持“天朝命官，从不经理贸易细事”的原则，强调贸易相关事宜必须通过行商处理。
英国方面显然对这种安排表示不满。一则小细节非常能说明问题。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1839年5月10日），中国方面发布公告，宣布所有参与鸦片买卖的外国人均会处以死罪，并要求参与贩卖鸦片的外国人离境。这份布告在当月一日便通过行商送达义律。但是，义律表示，来函并非官方形式，因此拒收。
虽然名义上，义律此举显得是出于外交礼节的考量，但是实际上，这与英国“自由商人”一直以来希望绕开行商，直接进行贸易的商业野心不谋而合。
而在此之前，1839年3月27日，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向外国商人发出声明，以交出鸦片为恢复正常贸易的条件，义律还是决定出面，向所有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发表公告，“代表英国女王陛下政府”，要求“目前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利益，立即把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鸦片或在他们管理下的英国鸦片交给我”。此举便已经将禁毒这一中国政府的内政，转变为一场国家之间的外交事件。至此，一场由鸦片引起的英国对华贸易战争便拉开了序幕。
英国政府内，巴麦尊最为积极支持武力干涉。根据巴麦尊与渣甸之间的通信来看，1839年1月，就在渣甸准备退休回国，林则徐前往广州赴任前夕，渣甸便就中国贸易事宜与巴麦尊开始通信。两人的信件往来一直持续到1840年。信中，渣甸建议，英国政府应当动用军事力量，控制至少一个中国岛屿，用来帮助英国商人进行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