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甸，图片来源：wiki
他还在这个思路基础上，为巴麦尊提供了与中国政府和谈的思路，即中国政府如果需要禁止鸦片贸易，则需给英国商人提供自由贸易的岛屿，且准许英商在华进行“自由贸易”。这些条件在后来的《南京条约》中都得到了实现。
1839年8月，巴麦尊命令时任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派遣载炮28门的皇家海军“窝拉疑”号前往九洲洋进行干涉。与此同时，来自英国自由商人集团一面在中国的英文媒体上积极造势，指责中国政府禁烟之举实质是破坏自由贸易；一面向英国政府施压。加上巴麦尊所坚定实行的炮舰外交政策，因此，到了1840年6月，事态也迅速升级，英国从印度派遣军队，抵达广州海面。
在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大规模派兵之前，游说英国政府的商人们一直坚持将他们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与尊严相捆绑。他们强调，贩卖鸦片是一个“需要另行讨论”的问题。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提醒女王政府”，“对华贸易”对英国的“商业与制造业利益”具有“极端重要性”，也影响了“全英帝国人的个人福祉”。因此，鉴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自由商人”们强烈建议英国政府“尽快实施干预”。
从“自由商人”集团一系列舆论口吻中可以看到，他们始终回避鸦片贸易的合法性问题。也并未同当时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宗教势力进行任何正面争论。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英国政府应当对中国政府干扰“自由贸易”的行为实施干涉。这种干涉不但是“正义的”，而且还“维护了我们国家的尊严”。
而到了1840年英国政府开始干预之后，自由商人们的诉求就开始转向法律问题，一方面指责中国行商及政府腐败，另一方面，指责义律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事不利。由此要求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共同对他们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自由商人”们在19世纪上半叶围绕着鸦片走私以及“自由贸易”权利而展开一系列政治、经济与舆论行动开启了全球史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这群从重商主义时期全球贸易中诞生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商人”敲响了重商主义贸易及其政治的丧钟，并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帝国的政治及其全球秩序。
在他们建立的全球网络影响下，英帝国开始逐渐从原先的直接殖民者转向了一个“非正式帝国”。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在印度洋贸易沿线的绝大多数非殖民地地区里，随着全球贸易与资本的流动，这些地区的半殖民色彩也越发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