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我们理解这层关系的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年9月30日，四十个来自英格兰曼彻斯特的商人联名向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发了一份请愿书，指责“近来中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指控者们声称，这种侵略行径正在“剥夺”那些“居住在广东的英国臣民们”的“自由”。同时，中国政府的“非法行径”甚至还危害了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这些商人们“督促”英国女王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及时、有力以及果断的行动”。
巴麦尊，图片来源：wiki
英国贸易商人们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中国政府“非法”限制英商们的人身自由、扣留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蒙受的损失必须得到相应的赔偿。其次，商人们要求，“我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自此以后必须建立在一个安全、可靠而且长久的基础之上”。
这项签名活动的带头人是来自曼彻斯特的布商约翰·麦克维卡。1833年颁布的《特许状法案》彻底终结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对远东贸易的垄断权。法案还新设了印度总督。这就使得曾经主导了整个英帝国重商主义时代跨印度洋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一个集贸易、军事、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外交等多项大权于一身的印度实际主宰者，变成了一个辅助性的行政性机构。而类似于麦克维卡的新兴英国商人则是终结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重要推手。也正是这群“自由商人”在1833-1839年间的活动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
“自由商人”作为政治力量的兴起，正式开始于1832年辉格党推动的《改革法令》。随着工业革命而崛起的英国新兴城市在下议院中获得了政治代表权，挤走了由旧贵族把持的所谓“腐败选区”席位。
事实上，来自这些城市的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从19世纪初，便开始尝试撬动旧商业贵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尝试通过地区议员来对政府施加影响。1812年，一批来自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等英国工业革命主要城市的“自由商人”们开始不断向下议院陈请，要求终结东印度公司对贸易的垄断权。
在一份伯纳斯特·塔尔顿提交的来自利物浦商人的陈情书中表示，东印度公司对整个印度洋贸易线的控制，不但“限制了（自由商人们的）商业技能，妨碍了他们用他们的资本为己谋利，为国效劳，更损害了他们作为英皇臣民从事自由贸易这一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
在这段叙述里，我们几乎能看到麦克维卡1839年请愿书里的基本逻辑。自由贸易被商人们描述为服务国家的方式，也是他们“自由权利”的一部分。